我父亲虽一向宽以待人，能忍则忍，但办事绝不含糊，从不受人左右。只要他拿定了主意，就不会轻易改变。他决定送我上学的事就是一个例子。我初小毕业以后，他本不打算再让我上学，犹豫了好久，但下决心让我上了，就再也没有动摇过。高小毕业后我要继续升学，他二话没说，同意了。村里有些人觉得这与我们的家世身份不相称，说起风凉话来了。对付这些闲话，他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不予理睬”。
我在太原上学期间，常向《山西日报》、《并州日报》投些稿子，没有多少正治内容，只是讲些学生的在校活动，例如“国语辩论会”某一次辩论情况，等等。《山西日报》不给稿费，只给一份报纸，平时寄到学校里，放假期间就寄到蒋村。蒋村从来没有订报的，突然看到经常有《山西日报》寄来，一个月不断，议论就多了。有的说，一定是书存入了混（共）产檔，不看报不行。我表兄（三姑父的二儿子）一听就急了，特地找到我父亲说：“舅舅，咱的日子也算是例得不错了，二小子怎么还想加入混（共）产檔？现在还有口饭吃，混（共）了产以后吃什么？”我父亲苦笑着对他说：“穷人不找混（共）产檔找谁？你别多管闲事！”
那时我父亲并不知道共产檔是怎么回事，但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知道儿子读了书，懂了道理，不会走错路。
抗战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雁北以后，我把父母亲从家乡接出来，送到了陕西汉中。作为山西“出了名”的抗日干部家属，他们再在家乡呆下去，危险太大了。可以想见，眼看着用一辈子的血汗创下的家业弃于一旦，父亲心里是多么痛苦。他不久就一病不起，1938年病逝于汉中，终年64岁。
回顾我父亲的一生，可以说，他当得起“忍辱负重、顽强抗争”这八个字。他这种黄土地上农民的淳朴性格和实干精神，自然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母亲叫胡秀清。她上了岁数以后，村里人都称她“昌福老人”。她以一生的行事，赢得了村里人的尊敬。我母亲不是个弱女子。她遇事不惊，临危不乱，反应敏捷，总能迅速做出决断。我家曾先后两次遇到出人意料的逼债，几乎逼得一家人走上绝路。都是她化解了。
资料图：薄一波与胡明
母亲的人缘是用她的赤诚待人和热心肠换来的。别人家有了难处，她总是尽力相助。外祖母家祖传会看病，村里人有个病痛，常常来找她。她又明事理，讲公道，谁家婆媳失和、夫妻打架，妯娌吵嘴，也常找她去评理。久而久之，她就成了村里公认的排难解纷的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