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受到农民工进城落户负面影响的城市各相关方，会把他们的意见反映给当地正府。考虑到这些影响，地方正府会采取变通措施，以减少外来农民工落户的数量。例如，通过城乡区域界定变化（如“村”改“居”、“县”改“区”等），把住在城中村或城市周边、收入与生活开支本来就不低于市民的本地乡村居民大量“农转非”，从而既减少了外来农民工落户数，又不影响完成农民工城市化的指标。学者蔡昉就此给出的数据是：前些年城镇新增常住人口中，进城农民落户只占5%，因城乡区域界定变化就地“转户口”的占53%。
农民工因进不起城而不积极，大城市因外来农民工落户影响用工而不起劲。看来，要让农民工能在所工作的大城市落户，还有不小的难度。
总之，中国城市之所以能大量使用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一是因为在城乡分割的条件下，无论收入还是生活支出，乡村都大大低于城市，农民工进城后，收入远高于在乡务农者，又远低于全家生活在城市的户籍员工，因而使用农民工，用工方与农民工似乎是双赢。二是因为中国曾经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总有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无法充分就业，因而劳动力市场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就由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劳动力优化配置，转变为不充分就业条件下的优胜劣汰，即让城市不需要的农民工回乡务农，从而因不充分就业而闲置。
因此，在讨论农民工家庭能否进大城市落户前，需要先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近期内，前述能让城市大量使用外来农民工的前提条件（如中国农民工的总体供求形势与年龄结构），是否会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大大减少农民工家庭进城落户的某些障碍？
第二，如果在较长时期内，某些前提条件（如乡村居民收支水平大大低于城市居民）依然存在，那么，有关方面愿意花多大的代价，来避免农民工家庭不能进城落户而产生的留守儿童、家庭长期分居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