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他家的小弟没有工作，来北京想让我七妈帮着找点事情做，可是七妈说我们啦产檔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周家服务的。”
周恩来一方面让亲人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一方面又竭尽所能的去补贴他们。
1954年，原来的配给制改为工资制。从1954年至1968年，这14年的时间里，周秉德每个月如例行公事一般，签收从周恩来工资中取出的一部分钱，这是伯伯对周同宇一家的生活补助费。“最初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在伯伯去世后得知了他每个月的工资是400元。我很震惊。他给我们家的家用是他工资的1/3。”
不仅如此，周同宇身体不好，经常请病假，身为兄长的周恩来却总是督促弟弟提前办退休，“你拿着人民的小米（人民币），不能上班就提前退休吧”。不过，周同宇如果是正常退休，他能拿到工资的70％到80％，如果办理了提前退休，工资的比例会少很多。尽管周恩来有这样的要求，不过周同宇的带领以为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立即办理，总理很快就发现这件事办起来有懈怠，就让人催促“快点办吧！”
周同宇家的孩子多，办了提前退休后，生活就更为拮据了。几乎是同时，周恩来将对弟弟家的补助提高到了自己工资收入的1/2。这种资助一直持续到周秉德六个姐弟全部参加工作。
也许是受到伯伯的影响，如今，周同宇的家人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周秉德说：“我现在有一张公交卡，到很多地方去都是坐公交车、地铁。只有去钓鱼台、北京人民大会堂这些地方参加活动，我才会从单位找一辆车来。当然，我平时也会自己去买买菜、去超市买点东西，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