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夏天，我收获最多的就是伤害。我的坏情绪，也似失控的火车，轰隆隆的撞向我最亲爱的人。每一次，妈妈都能在阴霾的天空中撕破一个口，劈开厚重的云层，让洋洋洒洒的阳光，无所顾忌的温暖我。
如同太阳花，明亮的花瓣，大朵大朵灿烂的笑脸，足以唤醒整个沉闷的夏天，唤醒生命中最困顿的时光。
我无限愧疚。这些年，她会为了让我安心工作，瞒下自己住院的消息；会为脚上缝针的伤口忍着眼泪告诉我不痛；会为自己心脏忽然难受心里害怕的要命还面不改色的安慰我别慌。
妈妈的这些谎言，我居然都傻傻的相信了。妈妈，当你见到我时，我只希望你看到的，是最坚强的我，强大到你可以放心把脆弱交给我。而我，不希望看到你假装坚强的一面，我更想看到你脆弱的一面。因为不管那一面，你都是我最爱的人。
30年前，我在大学念书，我常常去台北监狱探访受刑人，我还记得那时候，台北监狱在爱国西路，我们的办法是和受刑人打打篮球，同时也和一些人聊聊天。
当时，有一位黝黑瘦高的受刑人似乎最和我谈得来，他很喜欢看书，因此我就设法送了很多书给他看，我发现在众多的受刑人中间，他所受的教育比较高，他是台北市一所有名中学毕业的，比我大七八岁。受刑人每星期大概可以有三次见客的机会，我去看别的人都会吃闭门羹，可是这位受刑人，永远可以见我，至少我从未吃过闭门羹。
他常在我面前提起他妈妈，说他妈妈是位非常慈祥的女性，他说他妈妈常常来看他，可是我始终不太相信这一点。
这位受刑人当时所住的地方其实是看守所，没有定罪的受刑人都关在这里，审判终结的人才再换到其他监狱去。我的这位朋友有一天告诉我，他要搬家了，因为他已被定罪，要正式服刑了。我这才发现他有军人身份，大概是在服兵役时犯的罪，所以要到新店的军人监狱去服刑。当他到新店的军人监狱去服刑时，我也成了预备军官，我在台北服役，周末有时会去看他。我记得要去新店的军人监狱，要经过空军公墓，再经过一条大树成阴的路，军人监狱就在这条路的尽头。
有一次我去看他，发现他被禁止见客，我向警卫询问，发现大概一个多月以后才可以看到我的朋友。一个月以后，我终于看到他了，这次他告诉我一个很可怜的故事。他说他在服刑期间做工，也赚了一些钱，我记得那个数字实在少得可怜，可是这是他全部的积蓄，因此他一直偷偷地把这几十块钱放在一个很秘密的地方，没有想到他的某位长官把他的钱偷掉了，我的朋友一气之下和他的这位长官大打出手。各位可以想像我朋友的悲惨遭遇，他这种犯上的事情是相当严重的，他被人在晚上拖到广场去痛打一顿，事后他被关在一间小的牢房里，而且二十四小时地戴着手铐。
我的朋友告诉我这些事情时流下了眼泪，我们谈话的时候，旁边总有一个身强体壮的兵在旁听，说到这些事，我记得那个兵面无表情地看着远处，假装没有听到。
忽然我的朋友又提到他妈妈了，他说你如果看到我的妈妈，一定会比较看得起我，他说他常常感到万念俱灰，可是一想到妈妈，他心情又会比较好一点。
既然他一再提起他妈妈，我就问了他家地址，然后我在一个星期六的黄昏，骑了我的老爷脚踏车，到他家去看他的妈妈。
他的家在现在的忠孝东路，在当时，那条路叫做中正路，我发现他的家好远，快到松山了。房子是典型的日式房子，附近每一栋都一样，显然是中低层公务员宿舍。我穿了全套的空军少尉制服，很有礼貌地介绍我自己，也报上我朋友的名字。
这家人好像有几个比我还年轻的小孩，我被安顿在他们大约两三平方米大的客厅里坐下，我记得这个客厅里布置得极为简陋，只有几把破旧的椅子，我坐下以后，发现气氛有点不自然，而我很快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
我朋友的爸爸进来了，他们父子很相像，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他早已不承认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因为他简直不能相信他们家会有这种丢脸的儿子，所以不仅早已不和他儿子来往，而且也一直禁止家人和他来往。自从他进了监狱，他们全家没有一个人和他来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