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高三那年，爸爸执意在学校附近租间房子，学人家搞陪读，还不辞辛苦地把修鞋摊也搬了过来。我上课时，同班说：扶着爸爸的巨大进去 别动爸爸进去就不疼了，他在家做饭;我放学时，他急匆匆出摊。饭做早了会凉，但他总是把时间掐得很准，每次我都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可这样的话，他就只能饿着肚子干活，能吃饭时菜早已凉透。我帮他收摊，一个补鞋的中年妇女说：“你孙子都这么大了呀，那你干吗还这么拼命?让儿子养着就好了。”我站在旁边，脸上火烧火燎的，命令他：“以后不要再摆摊了，家里又不是穷得揭不开锅!”他把脸一沉，气呼呼地说：“我还这么年轻，还能多挣点!”说这话时，他68岁，原本挺拔的腰身已经有些佝偻。

 

　　大学时，远离家乡，我和爸爸难得见上一面，所有的交流都靠一根细细的电话线维系。他总是在电话里说：“想买啥就买啥，别太寒碜，我还年轻，养得起你。”

 

　　毕业后，我留在大城市发展，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让自己离远方的父母越来越远，连电话都打得少了。偶尔打过去，爸爸还是那一套话：“家里一切都好，我这么年轻，能有什么事儿啊?在外面好好干，别瞎操心!”听他这样说，我就真的很少操心，连谈恋爱、买房子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父母的经济支援。此时的爸爸已经快80岁了，我知道他已经不年轻，不过我却一直以为他至少身体健康、没病没灾。直到母亲的电话打过来，我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的秘密，我一直不知道。

 

　　爸爸病了，是脑出血。他一直有高血压，常年离不开降压药。他是在鞋摊前病倒的，中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年轻人都避之不及，何况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爸爸躺在床上，高大的身躯被岁月打磨得像一片瘦小的叶子，眼窝深陷，颧骨突出，头发白得如一团蓬松的棉花。而一周前，他还在电话里对我说：“我还年轻……”

 

　　看见我，爸爸想要坐起来，并努力张大干瘪的嘴，做好了展示年轻的准备，但最终，只发出极低的声音：“我一直不敢老，怕我老了，你就没有爸爸帮、没有爸爸疼了，可我还是老了……”

 

　　原来，这么些年，爸爸一直在用行动和语言激励自己、强逼自己时刻保持年轻状态，好给我挣足够多的钱，给我足够多的帮助，给我足够多的爱，也给我足够多的从容与坦然，让我不因有一个年迈的爸爸而自卑自怜!

 

　　而我，居然根本不懂爸爸的良苦用心，竟在他夸耀自己还年轻时，曾生出一丝厌恶与不满。如今，在爸爸病床前，看着老如朽木的爸爸，我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

 

 

　　再次再次呼叫辽宁北部有一个中等城市-铁岭，在铁岭工人街街头，几乎每天清晨或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头推着豆腐车慢慢走着，车上的蓄电池喇叭发出情操的女声：“卖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豆腐咧—”

 

　　那声音是我的。那老头儿是我的爸爸。爸爸是个哑巴。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今天，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声音放在爸爸的豆腐车上，替换下他手里摇了几十年的铜铃铛。

 

　　两三岁的我就懂得了有一个哑巴爸爸是多么的屈辱，因此我从小就恨他。当我看到有的小孩儿被大人使唤着过来买豆腐不给钱就跑，爸爸伸直脖子也喊不出声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哥哥一样追上那孩子揍两拳，我伤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声，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爸爸是个哑巴，、。尽管我的两个哥哥每次帮我疏小辫都疼得我龇牙咧嘴，我也还是坚持不再让爸爸给我扎小辫了。我一直冷冷地拒绝着我的爸爸。妈妈去世的时候就没有留下大幅遗像，只有她出嫁前和邻居阿姨的一张合影，黑白的二寸照片，爸爸被我冷淡的时候就翻过支架方镜的背面看妈妈的照片，直看到必须做活儿了，才默默地离开。

 

　　我要好好念书，上大学，。离开这个人人都知道我爸爸是个哑巴的小村子!这是当时我最大的愿望。不知道爸爸的豆腐坊里又换了几根新磨杆，不知道冬来夏至那摸得没了沿锋的铜铃铛响过多少村村寨寨……只知道仇恨般地对待自己，发疯地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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