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醒过来时，车已到了宝鸡，我急忙解开绳子跳下车，才走了几步，就被迎面过来的两个人吼住了。两人看样子是铁路工人，年龄和我差不多，模样凶巴巴的。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如实相告。他们不信，上下打量我。我掏出医生开的证明给他们看，他们才半信半疑地缓和了语气。在他们盘问我时，我的肚子不停地咕咕叫，浑身酸软，豆大的汗珠满头淌。他们问我怎么了，我说肚子饿得慌。他们互望了一下，其中一人指着前面的小屋对我说：“走，跟我走，给你些吃的。”我将信将疑，担心他们哄我到小屋后扣留我，不愿去。那人说：“你都饿成这样了，不吃点东西咋行？”他们在前头走，我跟在后头。到了小屋，那人拿出一个“金裹银”（小麦面与玉米面掺和在一起蒸成的馍）蒸馍放在我面前。天啊，我可真是遇上大好人了！我拿起馍，流着泪大口大口地吃。这馍真香呀，我都快一年没吃过这么香的馍馍了。一个馍很快就吃完了，那人问我吃够了没有，我还想吃，但不敢说，没言语，起身要走。那人拉住我，又拿来两个馍：“吃吧，管你吃个够。”看他们的眼神是真诚的，我就一边吃，一边向他们诉说娃的病情，以及这一路上的酸楚，并说他们是我碰到的大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只顾着吃馍，也没问他们姓甚名谁，就这样傻乎乎地一口气吃光了3个大蒸馍，才觉得有点饱了。他们又问我路费够不够，我说，这个你们别操心，不是有句歇后语么：甘肃人扒火车——死活不丢手。我就是扒车来的。他们劝我，扒车太危险，还掏出2元钱给我，让我乘车回去。吃了人家的馍，怎么好意思再要人家的钱？我不要，他们硬给。我想，给娃买药的钱不够，添上这钱就绰绰有余了。我接过钱，对他们说：我是个农民，今天受你们大恩，这辈子恐怕也还不上了，我代娃给你们磕个头吧。说着就要跪下，他们连忙把我拉住，让我快走。
我告别了这两位大恩人，去药店买了7支链霉素。药买到手，难题又出来了：药装在薄薄的玻璃瓶里，一不小心碰一碰、挤一挤就碎了，更何况我还要冒死扒火车回去，不知要碰碰撞撞多少回。这可是救娃命的药呀，弄破碎了怎么办？把药攥在手里碍事，装在兜里怕碰撞，揣在怀里也不安全。想来想去，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药挽在裤筒上，挽一圈放一瓶药，7瓶药裤腿就向上挽了七八圈。这样，既不碍手脚，又安全放心，只是苦了一条腿，大冷天赤裸裸地冻在外面。
我就这样扒上了一趟去天水的货车。回到家里，给娃用完两支药，他就从昏迷中苏醒过来。7支药没用完，娃的病就好了。
如今上了年纪，我就想在有生之年去宝鸡车站的那间小屋，看看当年给我馍吃、给我2元钱的铁路工人大哥还在不在，向他们表达藏在我心底的谢意。
弟弟读初二那年，突然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陌生的客人，和他在另一间屋里嘀咕了半天。送他们走的时候，他的脸色很难看。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向我和弟弟道出了原（委）。原来那两个人是从东北过来的，是生父派来的人。生父再婚后，女方不能生育，抱养了一个女孩儿。这次他们费尽周折、四处打听，赶来鲁西北这个穷山村，就是想要回弟弟。
我们一家三口商量了整整一个晚上，也没商量出个结果。弟弟主张让我到生父那边。弟弟说，女孩子在农村没有什么出路，好歹生父那边在县城，又是干部家庭，给我安排个出路没问题。他问弟弟：“你把姐姐安排好了，你自己呢？”弟弟说：“我是男孩儿，读完了初中还要考高中、考大学呢。就算考不上，我也能出去打工或参军，比姐姐的出路多。”
这一晚上，数我的话最少。尽管弟弟说得痛快，可我知道弟弟是舍不得他，我们都舍不得他，舍不得这个家。那晚，我彻夜难眠，在这个命运攸关的时刻，在这个改变命运的机遇面前，我第一次失眠了。同样辗转反侧的还有他，半夜里，我听见他起来了好几次。
第二天、第三天，那两个客人又来了，他们和他的谈判一直没有结果。生父要的是能够传宗接代、继承家业的儿子，而不是我这个女儿。从内心里来说，我们一家三口都不想分开，这些年，我们仨相依为命，少了哪一个这个家都不再是家，不管是死是活，我们都要在一起。可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的农村还很落后，对于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女孩子来说，的确是没有什么出路，我已经快被逼疯了。
最终的结果是，生父同意我们姐弟俩一起回东北，少一个都不行。也许是休学后在家里待着太憋屈，“英雄无用武之地”太久，我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弟弟却死活不同意，不肯去东北，他舍不得他的老师、他的同学，更舍不得养父。
弟弟是被那两个说客抱上车的，一路上，弟弟一直哭一直喊。他在门口看着我们上车，泪水四溢，十多年了，他亲手养大的一双儿女就这样被活生生地带走了。我的心里涌上一种从未有过的酸楚。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才蓦然发现，他已经在我心里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位置。
4。
生父的家坐落在吉林某县城最繁华的地段，家里豪华气派、应有尽有。生父是县城粮食系统的一把手，成天忙于应酬，几乎不着家。看护我和弟弟的是继母。我和继母打照面的第一眼就不对脾气，她自己没有生养，就抢来别人的儿女，她当然不相信我和弟弟会疼她、亲她。在家里，她不但限制我的自由，还偷看我的日记和信件，这一切都让我恨得牙痒痒。弟弟到了这个毫无生气的家后，整个儿把自己封闭起来，在学校里也不合群，成天和同学打架斗殴，气得继母直翻白眼。继母背着生父骂我们姐弟俩：“小崽子，别想跑，你们是我花钱买回来的！”
刚到东北的第一年，弟弟自己扒火车偷偷跑回山东3次，闹得生父家里鸡犬不宁。也许到了此时，生父和继母才意识到，我和弟弟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我们不会受人摆布，我们知道谁对我们好，谁对我们有恩。只有这个时候，生父才会觉出我的重要性，弟弟离家出走，除了我，没有人能劝回来。
每次弟弟前脚回鲁西北那个小山村，我后脚就跟着回去，其实我也很想回去，回去看看自己的家，回去看看他，不过我没有弟弟那么冲动，我替自己找不到回家的理由。“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离开家才知道家的好。弟弟一回到家，就像一只受伤的小兽找到了亲人，他走到哪儿，弟弟就跟到哪儿，爷儿俩寸步不离。他和弟弟相互依赖的深情让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这让我常常想起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妈妈，如果她在世，她会怎么选择？她会抛下他去享受荣华富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