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伯母，名叫陈声榴。准确地说是我祖父同母异父弟弟的儿媳，我父亲的堂嫂。
伯母家与我家,虽然属于堂亲，不过，在村上却是各自唯一的至亲，相互的依赖与唯系。
和伯母发生干系 干了大伯母和三伯母被发现了：不管是我家，还是伯母家凡有喜事，双方都会提前商议：筛选来宾名单，准备女方彩礼，备足柴伙，清洗房屋，筹借碗筷桌櫈。到了迎娶的那天，全员赴宴。大人负责接待，小孩做些小杂活，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在大堂哥结婚的那天，我第一次充当搬夫，到下庄女方家抢着陪嫁的马桶，最先抬回家，通风报喜。三天宴席办完后的第一餐，由我家把来宾接到自家宴请，这叫做接顿。因为我们至亲的只有两家人，也就成了唯一接顿的人。接完顿后，来宾又回到伯母家，吃最后一餐，这叫做回顿，婚宴也就圆满结束了。我家的每一件喜事，伯母也是较伯父先到，而忙前忙后，倾情投入。
我与伯母接触最多的是，在同一房子的时光。
那年，伯母家因在盖新房，而暂借了我们房子属于别人家的那一半居住，因而，来往甚密。每当父母斗嘴或吵架时，伯母总是尽力劝和，而且，在矛盾的风口浪尖，伯母总会化险为夷。
有一次，我家柴堆里用完了木柴，虽然，责任都不在父母双方，而在于我们兄弟的忽略。可能是母亲偏袒儿子，不让父亲责骂，而惹怒了父亲。俩人越吵越凶，伯母得知后，立即从自家柴堆里抱了几捆木柴，放到我家的灶炉上，从而，避免了事态的激化。
偶尔，在我母亲生病时，伯母总是扔下手中的活，过来帮忙涮洗，挑水，烧饭。成了我家不可或缺的帮手。她家一旦有新鲜的好菜，伯母也会第一时间端上一碗放在我家灶台。
如果命运顺利伯母黄花也许成不了我的表伯母。
先说说我的表伯吧！我的表伯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为人本分老实。外貌平平，还因为小时候出麻疹，落下一脸的麻子。再加上年轻时家境贫寒，连家里的蚊帐都是几辈辈传下来的，补丁连补丁。在当地，确实没有婚配的条件。
伯母黄花从小家境优越。是当地富户黄家的掌上明珠。年轻时生的白白嫩嫩的，鹅蛋形的脸配上姣好的身材。虽然没有读到什么书，但也很招人疼。
可是所谓天有不测风云。土改时斗地主，家境一下就变得清贫了
。再加上老父亲不适应生产，日子越过越穷。表伯母从一个高贵的公主一下沦落为地主崽。那个时候阶级斗争界限分明，表伯母的婚事就压根没人关注。随着时间推移，伯母也到了待嫁的年龄，老父亲就勉强托媒人把她许配给我的表伯。不图人貌，只图为人本分，干活有把力。
具体我也不知道表伯母是怎样嫁到表伯家的，不知道经过了几哭几闹，反正是嫁过来了。过几年我那大表姐和小表弟相继出生了。日子也就安安稳稳、平平静静地过，只是伯母不怎么下地劳动，爱吃的小毛病还是没改。家乡有一句俗话叫：“口吃如火化”。就是讲如果吃的方面不加节制，再大的家业也会吃穷。当然那时候家里也没什么可吃的，无非是在灶膛里烤几个红薯，上树逮几个知了煨着吃。有一次我妈到她家做客，伯母从灶膛里掏出一个烤罐，上面漂了几块肥肉，里面不知煮了什么黑乎乎的东西，叫我妈一起吃。我妈嫌弃说啥也不吃。回家后我妈跟我说，哎呀呀，她真的好吃，连那样的东西也吃得下。这毛病表伯也没说什么，只是偶尔跟我奶奶他姨抱怨说她太懒太好吃。看得出，表伯真的疼她。
如果生活不受打扰、平平顺顺地过下去，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写一下了。可偏偏就有这么两个人，看准了这家人的空子，打了个歪主意。我们村有一个王姓的女子，还是我的小学同学。被人贩子拐到淮北固镇县，卖给人家做老婆。我同学的父亲曾经去过那儿一次，想把女儿带回来，可是倒被那儿的人打了。后来我那同学在那儿生娃了，也就断了回家的念想。久而久之这边和那边亲戚也做成了。我们村的另外两个老男人似乎看到了一条发财的途径。
某一天，他们来到了我伯母那儿。生花的油嘴哄我伯母，说在固镇那儿有年轻帅气的青年哥想找老婆，对方也不嫌弃她有没有结过婚的。反正比你现在的老公强百倍。至于家庭条件，肯定又被他们说的天花乱坠的。可怜我的伯母，没有读过什么书，又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真的就跟他们去了固镇。从此诀别了老公，诀别了两个还未长大的娃。那两个老男人也就得了一笔昧良心的钱。
还好，我的伯母运气还不算很差的。他的二任老公，确实比前任帅气一点。黑黑的面庞，壮实矮墩，人也有的一把力气。关键是她也挺争气，过年了就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老公一家人可高兴了，从此老公也很疼他。可生活条件确实不如我家这边。那时还是八十年代早期，固镇的农村还是住茅草房（我家这边住土坯房），村里面也没有什么猪圈和鸡栏，到处是鸡猪屎。家里养的牛就栓在茅屋的柱子上过夜。每年春天割完麦子后，就三三两两的到全国各地去讨米讨钱。
一人一个讨钱筒，叫什么“棉花烙，家家到，没有米，薯丝也要。”
一转眼，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伯母在老家的一双儿女也长大成*人了。面临着婚配事情。这时候，有到固镇的人把“他家”要嫁女儿的事情告诉了她。这时候，固镇的生活也有好转了，住上了砖瓦房，也不用每年去外面乞讨了。不过架不住对一对儿女的思念，以及对儿女的歉疚。伯母又回来了。带了特意织给女儿的做嫁妆的大棉被，带着未成年的幼子回来了。
回来了，表伯第一个不理她。不正眼看她，不与她在一个桌子上吃饭。还指着新做的房子对她说：“你回来干嘛呢，我以为你死了呢。你还有脸回来……你瞧，没有你我也把两个娃拉扯大了，房子也建着这么大……”还说了什么难听的话，我就不知道了，这些我也是听我妈回来和我们复述的。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我表弟把他那同母异父的幼弟打的青一块紫一块。她含泪说：“儿啊，干嘛打她呢，他是你弟弟啊。”表弟说：“他是我什么弟弟，一个野孩子。”
表伯家是住不下去的。好在我们家离表伯家不远。那天晚上他带着幼子来我家住。我记得当时天色已经暮黑，伯母黄花背着一个大布包身子被压的沉沉的。一只手捻着布包带子，另一只手牵着她那黑胖的宝贝幼子从远处缓缓走来。我奶奶热情地迎接上去，用眼光示意我帮她接住布包。我走近顺势地接过布包。那一刻我不经意地看到她仿佛比以前黑胖，身形比以前更壮实了，只是脸上表情有点憔悴,眼角有着不自然的木讷。她望瞭望我奶奶说：“大姨,我来了……”奶奶赶紧接过话头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我们把她娘俩迎进了门。一番安顿，却也无更多的话。因为我家条件也不是特别好，住的床也不够。只好安排伯母及幼子和我妈睡一床。那一晚上，我朦朦胧胧地听到黄英伯母的嘤嘤的哭泣声，以及我妈的短叹的安慰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