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4月17日的傍晚，我家的电话响了，里边是一个男人陌生的声音：“你是秦耕么？”我楞了一下说：“是的”“那你下来一下，我们在楼下等你。”我说好的，几分钟后我就下来。
今天上午播出了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因此我知道他们是谁了，我也知道他们找我干什么。
在监狱媳妇快要死了 我在监狱里的快乐生活
接下来我继续把牛奶冲好，装在奶瓶里交给三岁多的女儿，然后把妻子叫来，交代她明天应该去买奶粉，并把如何辨别真假雀巢奶粉外包装方法教给她。她不解的问：你要干什么去？我说：公安厅的车就等在楼下，我不知我今天去了是否还能回来。她开始骂我，同时也发牢搔，并诅咒我干脆被拉去抢毙了才好。我说行啦，我要下去了——难道还要他们上来到家里吓着孩子吗？
跟女儿说过再见后，我就下去了。果然有一辆公安行正车牌的旅行车停在楼下，车上的两个陌生便衣对我非常客气。我调侃道：怎么？什么地方还有水库没有修好吗？
见他们不解，我就解释说：毛死的时候，把四类分子全部集中起来到水库工地劳动，并由武装民兵看管——咱们现在就快点走吧。
他们两个都笑了，年长的便衣说：秦先生很有幽默感哦。咱们今天交个朋友，走，咱们去喝茶！”
果然，他们拉我到就近的酒店，在咖啡厅坐下。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他们和我很客气的聊天，五湖四海天上地下，但一句“接触”主题的话都没说，临结帐时，执意让收银员再去拿了两包红塔山香烟硬塞到我口袋。
我说你们这可是在乱花纳税人的钱啊，见他们有点尴尬，我笑着说：你们放心吧，我这几天会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哪也不去，好不好？
他们笑着说：没事没事，今天就是交个朋友，以后多联系。
于是我们就此告别。
二
1997年后半年，他们似乎特别重视我，只是我至今也不明白当时有何正治背景。不久我单位所在地派出所经常与我联系，我明白我的名字当然列在“重点人口”名单上——刑满释放人员、有劣迹的人、吸毒人员、外地来的暂住人员等等。先是找我单位办公室主任，把我的人事档案全部复印一遍送去，虽然那档案里一大半不过是我当年高考时的试卷；后又给我打电话，让我照一张全身照送去。我天生不爱照相，总是不记得；一天又把我叫到派出所，做谈话笔录。
我问：我出狱七年多了，你们为什么还没完没了？这位姓刘的高个子警官，坦诚相告：这事永远不会完，除非你死了——中国的情况你不会不了解吧。“
接下来他告诉我，对我的监控，近期从省厅六处移交市局，市局必须建立完整的“重点人员档案”，他并发出感慨说：这么重大的事情，市局里你的档案竟然是一片空白。
在做笔录时，内容涉及到我的家庭生活，刘警官对我的夫妻关系紧张一事特别敏感。他脸上的表情十分忧虑。我明白他担心什么。离异可能使我这个重点人口变得更加危险，至少是更麻烦。因此我有理由相信，1997年11月11日下午16时我婚姻解体的这一时刻，他现在和我一样清楚吧。
刘警官一口东北腔儿，高个，红脸膛，很英俊，让我想起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写的那个东北小伙儿，他把他比喻为一株红高粱。做完笔录后，他反复提醒我尽快把照片给他送来。
几个星期后，我突然接到刘警官电话，还是为照片的事，他有点不高兴了。我也毫不客气：去派出所无公交车，我打的你报销吗？他提高声音：我对你一直很尊敬，按我们的要求，每两个月得跟进一次你的状况，但我都没有这样做，对你放得很松，希望咱们彼此互相理解。”我说：“你有工作，我也有工作，你总不能让我放下自己的工作替你工作吧？
在监狱媳妇快要死了 我在监狱里的快乐生活 最后他口气缓和下来，催我快点送去照片。
几日后，我办公室突然来了两个下身着警裤，上身着便服的年轻人，他们说：刘X叫你去一下。”
天下着小雨，路上很泥泞。我跟着两个小警察到了一处地方，见门口挂着街道综治（委）的牌子。上了狭窄的楼梯，刘警官果然在等我。
他诚恳又无奈地说：你太不象话了。
说完不停的摇头。不一会，小警官按他的指示，叫来一个照相的人。于是我靠墙站着，被正面、侧面、半身、全身地照了一遍。记得我始终很开心地笑着——我希望今后不管何时，我都在某间屋子的某个文件柜的某个牛皮纸档案袋里笑着，而且不管哪个警官，只要他打开我的档案袋，首先看见我灿烂的笑脸。
照完像，刘警官说：你给他十块钱。
我说：咦？这才奇怪，我免费供你拍摄，不收你的肖像拳使用费，你倒反要我出钱？他也笑起来，就从自己口袋掏了十块钱
给那摄影师。接着他在砧板上刷油墨，分别拓取了我的十个指模、两双掌纹、两双脚纹。我穿袜子时抱怨他未能提供洗涤用品——这样穿袜子肯定把袜子毁了！我假模假样地要他赔我一双袜子。
他终于忍不住再次大笑起来。
三
我出狱十二年了。
多年来，不管我浪迹萍踪、工作单位如何变换，以至于朋友失散无从联系，但他们总能在第一时间找到我。
1992年，当我出狱两年，准备与几千里外的未婚妻结婚时，她所在地的铁路公安抢先一步找到她，问她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结婚后两年多，妻子所在中学的校长，每次见到我都要告戒我：一定要小心！公安并不知道我和这位校长是好友，他们给他的任务是，把我每次去的时间、离开的时间、和谁接触过等等内容，记录下来交给他们。“我才懒得这么做！”我的校长朋友对我说。我笑着说：你这是背叛你知道吗？你得抓紧正治学习才行。
1995年5月的一天，在南京的珍珠宾馆里，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我突然对刚刚进行了一次长谈、彼此第一次互相有所了解、现正准备入睡的单位带领说：1989年我出过问题，这一点我觉得应主动向你说清楚。
他大笑起来。见我不解，他说：两年前，你刚来两个月，就有省厅、市局的公安同志找过我了，把你的情况通知了单位，要单位掌握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