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兰兰交给警方的举报信。受访者供图“王凤朝和李忠云何时得知被害人被强干，二人说法不一。”汤家的申诉律师付建说。在他看来，“到底是如何引发的报案？这正是此案的要点所在。”判决书显示，干爸王凤朝作证称，接孩子那天，“三人走后，汤兰兰诉说了被强干的事”。而干妈李忠云却给出另一种说法：报案次日，李忠云对警方称，自己早在9月底就知道了。询问笔录显示，李忠云称，9月底汤兰兰与母亲通电话时说，“你又想整老爷们上咱家”，随后生气地挂了电话。经李忠云询问，汤兰兰才说了被强干一事，“干妈你得救我，我给你磕头”。而到了次年3月，李忠云的说法又变了。在接受检方询问时，她称自己是接孩子那天晚饭时，才知道了强干一事。“前后矛盾，显然有人撒谎。”付建说。“怀孕”疑云：真假B超单，已产型宫颈口1月21日，万秀玲对澎湃新闻称，2008年10月初去王凤朝家接孩子，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女儿。多名亲友称，“十一”前的那个暑假，汤兰兰没有回家。“她说要留着补英语。”万秀玲回忆，自己还去王凤朝家给孩子送了六七百元的学费和住宿费。万秀玲称，接孩子那天，李忠云塞给她一张B超单，“说已经带兰兰做过流产了”。“卷宗里有两张B超单，一张显示怀孕，一张显示没怀孕。”1月23日，万秀玲此前的辩护律师王丹阳对澎湃新闻称。家属提供的案卷材料显示，这两份B超单均为龙镇农场职工医院出具，报告日期均为2008年3月31日，检查医师也是同一人。而结果却截然相反。而这两份B超单上的姓名都是“王兰兰”，年龄“17岁”。据警方询问笔录显示，李忠云称没填真实姓名和年龄，“是怕万一单子被其他同学发现，真是检查出问题，对汤兰兰不好”。但李忠云否认查出了怀孕，也否认带汤兰兰做过流产。物证提取笔录显示，报案后的第19天，警方在万秀玲家中，从她衣服口袋里提取到一份B超单，姓名、日期、医院与上述相同。但诊断结果为，“子宫内有胎儿症状。”
案卷中收录的其中一份B超单。（手写部分为律师阅卷时批注）受访者供图王丹阳称，在该案庭审期间，控辩双方对抗非常激烈，多位辩护律师都对“怀孕”一事提出质疑。“‘怀孕’是重大案情，这直接指向女孩报案的起因。”王丹阳说。该案的一审判决及二审裁定中，均未提及“怀孕”情节。两审法院均采纳了一份黑龙江省医院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判决中载入的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有过多次性行为”。而该鉴定意见书上，还有另一条鉴定意见，“不能排除有妊娠后流产、引产史”。鉴定记载，“检见的宫颈横裂，说明为已产型宫口形态，为有过流产、引产、诊刮等使宫颈扩张经过”。据判决书显示，法院最终认定了8笔犯罪事实，3笔表述为“二零零几年的一天”，其余5笔表述为“二零零几年春（夏、秋、冬）的一天”。定罪：多名被告人当庭翻供，刑警出庭证明无刑讯万秀玲和孩子大姑汤玉英均称，10年前去接孩子那天，汤兰兰不走，问她什么都不说，就是哭。临走前，万秀玲记得女儿站在窗口突然说了一句，“我把你们都送进去”。干妈李忠云也曾向警方描述过类似情节，她称汤兰兰在后屋把窗户打开，对万秀玲说，“妈你回家告诉他们，这都是你们把我逼的，我到公安局都把他们告进去”。最终，包括汤兰兰父母在内的5名亲属被判刑。早在2010年10月，该案一审宣判后，涉案的11名被告人就曾集体上诉称自己无罪，并否认全部犯罪事实，但二审法院驳回了上诉。付建认为，该案“主要依据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定罪量刑”。判决书显示，侦查期间有9名被告人供述了犯罪事实。而庭审时，多名被告人当庭翻供，称遭到了刑讯逼供、诱供。此外，其余2名被告人始终“零口供”，但因“被害人指控、同案人供述相互认印证”，最终亦被定罪。庭上，4名侦查人员出庭证实，在审讯时没有刑讯逼供、诱供，另有12名侦查人员出具了同类证言。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均未受到刑讯逼供。2018年1月28日，澎湃新闻联系到了当年该案的侦办人员之一贾德春以核实上述说法，对方拒绝接受采访。
2006年春天，万秀玲（左）抱着小儿子与女儿汤兰兰（右）合影。当日是汤兰兰的叔叔汤继彬的婚礼，两年后，汤兰兰向公安举报汤继彬对其强干。受访者供图要钱电话：“拿完一万块钱，就不逮他了”2018年1月21日晚，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多度，澎湃新闻随万秀玲踏着积雪来到王凤朝家，她想打听女儿的下落。院门久敲不应，屋里的灯却一直亮着。万秀玲在黑暗中拨通了王凤朝的电话。王凤朝不愿见面，他在电话中说，汤兰兰住在他家念完了初一初二，“后来上学就让公安局整走了”，去的学校是黑龙江理工学院。王凤朝最后一次见到汤兰兰是在2015年的春节，“她放了7天假，回来待了4天，后来再也没回来”。后来汤兰兰换了号码，一直失联。该案开庭时，现五大连池市妇联主系韩晶做过监护人。1月22日，万秀玲给韩晶打电话询问孩子下落，韩晶说，2016年夏天汤兰兰来过一次，后来再也联系不上了，换号了。那天，王凤朝最终没有开门，“说要等明天公安局在场，他们知道咋回事”。次日，万秀玲再去，仍没人应门。之后，王凤朝夫妻二人的电话再也无人接听。10年前案发时，汤兰兰就住在这间屋子里。那年10月底，雪已开始下，几近农闲的大旺村突然陷入了一场巨大的恐慌。汤兰兰报案后，3天内，村里16人被警方带走。几日后，村里才渐渐传开，“汤兰兰把人告了”。汤兰兰的老姑刘桂英称，到了事发后的第9天，汤兰兰突然在电话中对她说，“我老姑父给我祸害了”，“你要不承认，明天他就进去”。刘桂英又气又急，她跑到村里的小卖铺，想找丈夫。当时，汤家的男性亲戚基本都被警方带走了，刘桂英的丈夫和弟弟还未被波及。在小卖部里，刘桂英和汤兰兰又通了几次话，通话过程开启免提，村民纪广付用手机录了下来——其时，纪广付的哥哥纪广才已被警方带走数日。刘桂英提供的录音中，她数次追问汤兰兰，“搁哪祸害的你啊？”“多咱啊？（什么时候）”。汤兰兰只说“去年冬天”，便不再接话，只是不断地向刘桂英索要“学费”，“一把拿齐一万块”，“拿完一万块钱，就不逮他（老姑父）了”。汤兰兰还说，“还有你老弟，也就是我老叔。”“小姑娘到处咬人。”10年过去，小卖铺老板老董仍对这个电话记忆犹新，“又害怕，又气愤”。老董记得，当时小卖铺陆续聚集了不少人，都听到了他们打电话。多位亲友称，事后，刘桂英的丈夫和弟弟并没有受到追究。“她（汤兰兰）那种语气，很玩笑。”王丹阳说，这段录音开庭时并未准许播放。王丹阳还注意到另一个细节——汤兰兰笔录中的监护人是其干妈。报案当日，警方对汤兰兰的询问笔录上，落款处有“监护人：李忠云”的签名。报案次日及报案后第五日的询问笔录上，同样有李忠云的签名。直到次年2009年5月，检方对汤兰兰的询问笔录上，依然有李忠云的签名。改名后“失踪”：户正科特批，农业户变城镇户2008年案发后，家人就找不到汤兰兰了。头几年，大姑汤玉梅去学校、市妇联找过汤兰兰，但都没见着。1月22日，万秀玲又去龙镇公安分局询问，民警白云泽告诉她，当年汤兰兰是龙镇公安分局安排保护的。那时，村里与汤兰兰一同寄宿的王晓雪和李金歌均未察觉出任何异常。直到放寒假回家，她们才知道自己的父亲已被抓走两个多月，罪涉“强干汤兰兰”。在家人的追问下，王晓雪才回忆起，那个时期，王凤朝突然开始接送她和同校的汤兰兰上下学，但走的却是另一条土路，“可能是怕人找到汤兰兰”。李金歌记得，当时女生住东厢，男生住西厢，都睡通铺。而汤兰兰晚上有时会回来得很晚，“我们都睡了，还不见她”。学生里，只有汤兰兰叫王凤朝夫妻干爸、干妈。王晓雪记得，事发前的那个夏天，王凤朝的儿子回来了，“汤兰兰跟他们一家三口都很好”。李金歌说，王凤朝夫妻“总领她去沾河（林业局）吃供果、吃斋饭”。龙镇离沾河林业局7公里多，硻n淌喾种印６虻酱笸澹惨桓龆嘈∈钡某檔獭９ィ蛐懔嵋涣礁鲈虏呕崛フ蛏峡磁淮巍Ｍ蛐懔嶂荒罟侥晔椋列蠢眩览祭己苷有〕杉ㄖ猩稀Ｊ路⒛悄辏耸罴倜换丶遥蛐懔岢扑氩黄鸷⒆佑腥魏我斐！Ｍ蛐懔崴担概艘呀�10年未见。2018年1月22日，万秀玲来到五大连池市公安局查询女儿下落。身份号一检索，出现的人却是“汤玉（化名）”，曾用名，汤兰兰。女儿改名了，万秀玲看起来十分诧异。户籍资料显示，汤玉于2014年3月迁移户籍至五大连池市公安局青山派出所，个人独立一户。迁户原因为，其他。万秀玲又到青山派出所查询，当值的王警官表示，其对案情有所了解，他还在2016年夏天见过汤玉，“她来办身份证”。现在汤玉的户口已从农业户变为城镇户，“这是户正科特批的”，王警官说，“为什么要改名字？为什么要从小兴安迁这来？她的一切都是她找户正科安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