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叔就这样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右派。当时，他年轻得还没来得及谈恋爱，所以他和别的故事里的右派所不同的是，他没有女朋友，因此就没有人与他联手演出伤感的离别剧。他背了一个简单的铺盖卷，去了青海。去青海的这段路程，我们可从许多“右派”的回忆录里获得印象：大雪苍茫，车在暗夜里行驶，几临深渊和悬崖，宛如一只白色的虫蚁在千沟万壑里爬行。在叔叔身边，有一个老人，教授模样，慈爱地问他有多大年龄，又说叔叔和他第三个儿子一般大。当别的右派熟睡的时候，这老人给他讲了一个俄罗斯童话，关于喝鲜血而活三十年的鹰和吃死尸而活三百年的乌鸦的故事。当鹰尝了一口死尸的腐肉之后，腾空飞起，说道：我宁可喝鲜血活三十年，也不愿吃死尸而活三百年！老人的童话在这雪夜行驶的货车里产生出奇异的效果，青年右派虽然还不能理解童话的含义，可是却被这忧伤又激昂的气氛感动了。后来，那老人与他分在农场的两个大队里，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一个夜晚就像是一个梦境，却留给青年一个童话。从此这个童话就存在于他的心间。他认为这童话是教导人们要有意义地活着，要健康的人生而摈弃腐朽的人生。他引申到他的错误，心想自己险些儿误人腐朽的人生，于是努力忏悔，恨不能脱胎换骨。可是后来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他开始怀疑道：什么是腐朽的人生？什么又是健康的人生呢？他想他那赎罪的半生经验是绝对算不上健康的，他想他半生的经验全是为了向人们证明他是个诚实的青年，这种证明消耗了他整个的青年时期，这有什么意义呢？再后来，他又想他的半生不是平淡度过，而是获得了宝贵的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于他日后成为一个大作家无疑是重要的财富，于是，叔叔心里充满了鹰的骄傲。
不过，当我认识叔叔之后，才知道他做右派时，去的并不是青海，而是遣返回乡，到了苏北地区的一个小镇的学校里。开头的几年是做校工，看门、打铃、扫院子、起茅厕、种学校后面的几亩菜地，还喂了一口肥猪。后来摘了帽子，便开始教书。在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时候，那些去青海的故事是极易产生并流传的。而所以会有那则出神入化的俄罗斯童话，大约是因为叔叔那一代人是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三套马车”永远是他们审美的背景。假如要编一个叔叔的夜晚，大风雪是少不了的，驿道是少不了的，如再要讲一个童话，那就只能是鹰和乌鸦的童话了。
叔叔当年所在的小镇与我后来插队的农村地理上属于一个区域，行正上却跨了两个省份。我们的麦地连着他们的麦地，当他们的孩子入侵到我们湖里割猪草时，我们常常笑话他们有些字的发音，比如将“鞋子”藱n�“孩子”。当一个女孩丢了她的鞋子时，她便大叫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这样的趣事一个后晌便传遍了我们的村庄。我们和他们还因为争夺土地发生械斗。我是后来才知道叔叔所在的小镇就在我们邻近的地区，这就给我今天讲故事提供了揣测的依据。
我想，当叔叔来到那小镇不久，一场大饥荒便席卷了中国的大地。在我们村庄里，关于这场饥饿的故事流传了很多年，并且将一直流传下去。有一些人饿死了，又有一些人撑死了。这些撑死的人是在长期的饥饿之后忽然得到吃的，便暴食而死。这些吃的都是偷窃而来，或是仓库里留存的来年的种子，或是地里半熟的果实，假如被守仓库或看青的入逮住，便会挨打并游乡。撑死比饿死更加悲惨，他们大张着两眼，浑身抽搐，叫着：“渴啊！渴啊！”但这时候可万万不能给他喝水。开始时并不知道，只当喝水就能救他，不想喝了水便死。后来就不给水喝了，可不喝水也还是死。那时候，我是城市里一个六岁的孩子。我记得我们城市流传着抢劫的可怕传说。于是我们便不在街上吃东西，而是带回家来吃。回家的道路总是路远迢迢和险象环生，我们紧紧拉着爸爸妈妈的大手，急急地回家。那时候，我是个幸福的孩子，无忧无虑，还没上小学。少先队员是我羡慕的榜样，我的命运的重闸扛在爸爸妈妈的肩上，要过很久，我的幸福才会打折扣。下乡的时候，我们跑前跑后，走东串西，要求老乡给我们忆苦思甜，他们不说则已，一说便是一九六O年的大饥荒。这场饥荒割断了我们村庄的历史，为我们村庄留下了一群纪念碑似的坟头，每到清明时分，坟头上便顶了一块碗大的新土，就像我们城市里的一种点心，叫定胜糕。不过，叔叔毕竟是吃商品粮的居民，每月的定额基本保证供给。饿是人人必受的刑罚，但镇上没有人饿死，死的是那些逃荒路过的外乡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镇上没有猫也没有狗，都被杀吃了。镇上和周围的树皮也被放学的孩子剥光了，野菜也挑完了。后来，据叔叔自己说，这一段日子倒并不难过，那时候的人都讲正策，对人也尊重，见一个右派，至多淡漠一些，倒也平安无事。至于饥饿，由于信念的支持和赎罪的心情，这一场折磨于他几乎成了安慰。他说：他像个自虐狂或者苦行僧一样，随着饥饿一阵阵袭来，便觉得自己逐渐地纯洁了。他是第一批摘帽的幸运的右派，当他第一天走上讲台，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安慰他并且原谅他。这是我从叔叔的一篇小说中读到的，拳且借来作为我故事的补充。
这时候，我该是上小学了，当老师走进教室，便随了班长的口令起立，桌椅板凳稀里哗啦一阵响。同学们私底下传说我们学校里有一名右派，但这是一个很高级的机密，谁也不知道右派是谁。我们起先怀疑是一位图画老师，因为他脸色阴沉，不苟言笑，看人的目光充满敌意，和社会主义很不合作的表情。后来我们又疑心是一名校工，因他对谁都点头哈腰，笑容可掬，似乎向人们请罪。再后来，我们认定是一位自然老师，她对同学凶恶无情，将粉笔头作子弹，射击同学的头颅。我们觉得黑暗处有一双罪人的眼睛，注视着我们，使我们紧张不安。右派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敌人，反革.命和地主已在我们出生前消灭干净，只留在我们的某一篇课文上以及一些反特电影里。最后，终于有人透露出来，右派是一位音乐老师。她雍容华贵，总是衣冠楚楚，弹了一手好钢琴，态度高傲，在学校里独往独来，没有一位同事与她做朋友。她和小学教育事业格格不入，她和社会格格不入，她为什么成了右派？后来我想，大约是她不服从大学分配。因为其时我恰好知道，我家楼上那一位深居简出的社会青年，由于不服从大学分配而成了右派。关于右派的经验就这样越积越多。这些右派都无痛心悔改的表现，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我行我紊。而我的故事需要有一个忏悔的过程，我不愿意我的故事太平庸。所以，我就直接从叔叔自己的小说里摘录了那样的情节——“当孩子们随了班长的口令全体起立，他觉得孩子们是在一齐安慰他并且原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