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庄”与庄里的世界
——论程相崧的乡土小说
□严飞
程相崧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前期的创作，大都反映作家最熟悉的家乡一带的农村生活，大都书写乡土人物和乡土故事。在他的很多乡土作品中，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程庄”的地方，人物也都以“程”姓为主。无疑，如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一样，程相崧笔下的“程庄”，也只是一个文学上的概念。在这个叫“程庄”的地方，有山有水，有祠堂、学校、作坊、工厂，有属于它的历史和民俗文化。当然，随着经济大潮的冲击，这里也遇到了环境污染、经济凋敝、信仰缺失、民风不古等亟待解决的问题。程相崧建构了它，丰富着它，深爱着它，也为它的衰败凋零惋惜不已。
可以说，从一开始从事创作，程相崧就不是像其他写作者那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而是在有意识地构建着自己的乡土文学王国。很多文学大师穷其一生，都在耕耘一个“邮票大的地方”，因为这里是他们文学的根据地，是他们的文学人物生长活动的地方，也是他们写作营养的来源。程相崧构建了“程庄”这个“乡土王国”，也从这个“王国”中获取着滋养。正因如此，这些小说，大抵都带着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带着深厚的地域文化的底气。正如评论家张陵所评价的那样，“作家（程相崧）就像守着一口生活的深井，不断从那里打捞出历史深处的清凉之水。”（张陵评论《守着生活这口打捞不尽的深井》）
有人问起“程庄”的来源时，程相崧曾经说过，“程庄”并不是他生长的那个村庄的名字，而是他们邻村。那个在现实中叫“程庄”的村子，也已经在几年前的“城镇化”过程中，被彻底拆除，从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了。程相崧还以此为素材写了短篇小说《下地》（《中国铁路文艺》2013年第八期）。虽然程相崧一再否认“程庄”的真实存在，但这并不能影响他的作品中带上他故乡的浓重影子。他在2010年前后初登文坛，创作宛如井喷，佳构迭现，表现出非常旺盛的创作活力。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故乡给予他的生活积淀和文化熏陶。
这种积淀和熏陶，让他的作品“无论在乡土民间还是地方风俗、现实还是历史、世道还是人心等叙事维度上，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陈代 《现实民间，岁月乡土——程相崧小说印象》）因为他对这片乡土充满挚爱和悲悯，因为他对这土地上的人物和事件充满人性观照又不失理性批判，使其小说不仅传达了斑驳绚丽的乡土岁月经验，还呈现出现实民间底层人物的坚韧信念和生命意味。
下面，笔者就从题材内容和艺术探索两个方便，对程相崧的乡土创作，进行一个简单的论述，并试图深入其精心构建的“程庄”这个小说王国内部，一探其精深和幽微。
一．题材开阔：当代乡土的全面呈现
1.乡村正治的审视与拷问
中国乡村在现代作家的笔下，尤其是在鲁迅的笔下，常与蒙昧、麻木、荒凉、破败联系起来，乡村的统治者（乡绅、地保）往往是他们批判和讽刺的对象，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作者则往往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同情的同时，自觉承担起了启蒙的责任。他们的努力，开启并延展了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传统。在写作之初，程相崧就自觉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的《村长的菜刀》（《时代文学》2011年第十一期），就写到了启蒙的困难以及启蒙与被启蒙之间的荒诞关系。这也让这篇小说在同类的乡村正治题材作品中，以其深刻的思索，闪耀着独特的思想光芒。
小说题目因为带有一种视觉和心灵的冲击而耐人寻味：村长——菜刀。毫无疑问，可以组合成一个句子：村长用菜刀砍人。不过，谁是村长？菜刀在哪里？砍的人头在哪里？其实，菜刀开头就出现了：“咣当！”七爷爷将一把菜刀丢在村长程臣刚的面前：“小儿，提上这把菜刀，围着咱村儿骂一圈。”但菜刀随之躲了起来，藏匿不见。一直到结尾，这家伙才暴露出来：一连几个晚上，小村里都传出骂声。骂声里密集着最肮脏的字眼儿，那声音围着小村一圈又一圈。有人悄悄躲在门缝后面，望见了骂骂咧咧的村长臣刚。他一边骂着，一边挥舞着手中那把寒光闪闪的菜刀……
作者并没有接着继续交代菜刀，而是将其“隐去”，去叙述别的事情。从菜刀的现身复隐、隐而复发，你能看出来，小说的笔力重心不在于刀，而在于“忍”。忍字不就是“心字头上一把刀”吗？没“刀”的“心”就是收心、放心、遂心；就是获得民心、伤心、痛心；然后就是顿起杀心。因为有“黑心”在其中作祟，进行运筹帷幄、阴阳搬演。菜刀入手，也是“刀”回到了“心”头，形成了忍无可忍的爆发力。
小说的主人公程臣刚今年大学毕业，他没有争取留城，而是办了“非转农”手续，回到原来的起点上，当了农民。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母校把他当成了扎根农村的典型，县里镇里带领也很重视，让他做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村官”。程臣刚的形象特点，不自觉地切合了历史各个时段出现的那些个“知识青年”。比如五四时期“启蒙者”、1928年后出现的革.命青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下乡扎根知青、1980年代进入基层的改革青年等等。程相崧基于对现实的冷静观察和深刻思考，并没有像新闻中那样，让大学生就业问题中.出现的一部分“新人类”村干部带领大家走上发家致富的道路，随之自己的前途也一片光明。作者残忍地让他们在现实面前灰头土脸，甚至头破血流。这种处理，应该说是清醒而深刻的。
在小说中，“启蒙”甫一开始，就落入了鲁迅笔下鲁四老爷或者张炜《古船》中四爷爷的圈套中，因两大家族矛盾和腐败问题，程臣刚陷身泥沼、绝地，以至于奋起反抗，成为孤胆英雄式的人物。这也非常吊诡地颠覆了“启蒙”的“知识分子腔调”，因为“被启蒙者”的劣根性一直构成自反性力量。被血腥“启蒙”的“启蒙者”，只能以血腥来完成对“启蒙对象”的再“启蒙”。小说在乡村正治的书写中，展现了家族势力的根深蒂固和拳力争斗的残酷激烈，显示了基层干部生存环境的恶劣和启蒙任务的艰难。
虽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农民都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被塑造得单薄而单一。农村正治的书写也以刻意回避矛盾，淡化冲突为主，但这并不能改变生活的真实。在现实世界，这个领域往往是潜藏着黑暗、荒诞，充斥着宗派，深受着宗法关系的影响。不仅程臣刚那样的村官举步维艰，就是乡镇一级的干部，处在夹缝之中，也难免人性被扭曲，甚至被戕害的命运。
小说《扶贫笔记》（《当代小说》2012年第十二期）延续了“启蒙”的主题，但把关注的对象扩大到了蒙昧落后又麻木残忍的乡村民众。小说写年轻的胡镇长来程庄督促检查扶贫正策落实情况的当天，村民为了争取到贫困户的名额，还在村干部家里各显神通，僵持不下。令他们不解的是，胡镇长来到村里之后，径直领人去了婷婷的家。婷婷母亲常年患病，弟弟正上初中，是真正的困难户，这一情况胡镇长早已了解。令人意外的是，婷婷家成为困难户的消息传来之后，村里竟然出现了一种流言，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胡镇长喜欢婷婷。
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婷婷的父亲顺长听说之后，不但没有反驳，还默认了此事并十分得意。他甚至怂恿女儿去给胡镇长送土鸡蛋并教她如何勾引对方。女儿去了，但只是表示感谢，并没有说那些暧昧肉麻的话。女儿回来之后，顺长竟然大肆渲染，四处宣扬。婷婷倍受困扰的同时，父亲却在村人和村干部那里收获了青眼和尊重。小说的结尾残忍而令人痛心——因为没钱交学费，婷婷的弟弟立冬不得不辍学。无计可施的婷婷去找胡镇长帮忙，在回来的田间小路上，却被弟弟截住。弟弟认定姐姐做了奇耻大辱的事儿，跟她一番激烈争吵之后，失手将姐姐掐死。
所谓的脱贫，自然不应该只在经济方面，而应该扩展到精神领域。程相崧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社会问题，并大胆地将其呈现出来。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超越了正策得失层面，从人性反思的角度，发出直指心灵的追问。胡镇长作为一名“扶贫干部”，自然是一个启蒙着的角色。但在现实中，他不但没有完成启蒙，还成为他们制造流言的对象。这反映了乡镇干部在实际工作中的孤立无援，也显示出从精神上改变乡村世界的艰难和一厢情愿。婷婷的弟弟立冬作为年轻的学生，原本应该最早清醒过来的，但他却既成为被害者，又成为害人者。在小说中，似乎只剩下婷婷作为淳朴美好人性的象征，守着千疮百孔的乡土。也正因如此，她的陨没，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和艺术冲击力。
《献礼》（《山花》2012年第八期）讲述的故事里，程庄成为一座靠木雕手艺声名远扬的小村。程生东意外得到一块巨大的树根，并打算为村支书雕刻一把精美的龙椅。但在椅子即将做成的时候，他却决定把这把椅子作为七一节的礼物，献到北京去。当他雇来车辆，将椅子拉到县里的时候，却被拦截了下来。他心有不甘，几天后又趁着夜色，将椅子拉到了省城。他好不容易找到接洽单位，接待他的却是自己县里来的人员。他没想到，自己成了重点管控对象。他受到批评，被带回村里，而他的那把龙椅，也已经早一步被人带回来，放到了支书的办公桌后面。这则故事题材大胆，写出了百姓和基层组.织之间的隔膜、不信任和沟通不畅。
中篇小说《倒骑驴》（《雪莲》2014年第二期）中所写的那种现实背后的疏离和冷漠，也让人不寒而栗。程正新以收废品为生，他在跟雪玲定下婚事之后，为了节省雇佣婚车的费用，开始想要找同学借车却被拒绝。他偶然看到为了提倡“绿色出行”骑自行硻n鲂械南爻ず罅榛欢龆ń柘爻さ某档被槌怠Ｋ杂姓飧龃蟮ǖ南敕ǎ且蛭谒錾保蛭巡盖仔枰谰取５笔保诖謇锛觳榈睦舷爻す毕壮黾粘担懈救ヒ皆翰疟Ｗ×怂悄缸拥拿３陶氯フ蚁爻ぃ醇复味急幻盼览瓜拢粤吮彰鸥Ｋ侔阄弈危龆ǜ爻ば葱牛涣眉阜猓寄嗯３梁！Ｗ詈螅约旱乃咔蠓⒉嫉酵希Ｍ爻つ芄豢吹健５诙焐衔纾涣揪等窗阉吡恕Ｋ晕虑橹沼谟辛俗谏铣登埃嗔艘惶醵绦牛┝岱⒘斯ァＵ馓醵绦派闲醋潘母鲎郑骸熬春蚣岩簦 闭馄∷敌戳嘶闳嗽钡淖扒蛔魇疲⑼ü戮筛刹康亩员龋允境隽四承┐旄刹康耐杀洹�
《动棺》（《时代文学》2013年第五期）写因为城市的扩张，正府人员不顾文化传统，强行拆坟，造成悲剧。有意思的是，悲剧的直接制造者正是从村子里走出去的小人员。他之所以孤注一掷地如此蛮干，拆自己的祖坟，根本上说还是想要做出成绩，以期望顺利升迁。在合村并居和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作者结合浓郁的乡风乡俗描写，把基层人员的生存处境和升迁焦虑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的结尾，“我”并没有如愿以偿得到升迁，反而因为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而变得疯癫。这既具有讽刺性，又让人痛心不已。这个故事，程相崧在丰富充实之后，写成了中篇小说《福地》（《延河》2017年第五期）。在《福地》中，情节展开得更加从容不迫，“我”的形象更加丰满，二爷爷的形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与深化。小说结尾由原来的二爷爷在一个大雨夜不知所终，变为父亲探听到二爷爷的消息，遂领着我买了火车票，踏上了去往南方寻找二爷爷的旅程。这一改动，缓解了原来的绝望，也给小说增添了一抹亮色。
《生死状》（《小说林》2014年第三期）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程相崧反映现实的作品中写得最好，揭示得也最深刻的一篇。故事内容荒诞不经，却触目惊心。镇带领为正绩，不顾后果引进一个大型化工企业，结果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死了不少人。面对严重局面，镇上的人员则千方百计掩盖真相。村干部程金贵很敬业也很听话，但在引进化工厂这个项目上没有签拆迁生死状。一次偶然的场合，他无意听到镇长暗地里布置封锁化工厂毒气泄漏的消息，赶紧回村通知村民撤离，自己却中了毒。其他村子因执行了镇长的命令，死了不少人。因为救了许多人的命，他成了英雄。
然而，结果是受害严重死了人的村子得到正府的大笔资金赔偿，而安然无恙的村子却一分没有。看着邻村人用赔偿金盖起了大楼，过上好日子，村里的人们开始对村长程金贵不满了。而镇长不仅没有支持他，反而又逼着他签防范媒体查出真相的生死状。程金贵良知与现实发生了剧烈冲突，精神陷入了深深的困惑迷惘之中，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思考。
小说《镇人大主系》（《小说林》2012年第二期）写村支书程生东去镇上卖羊却被镇长郭富贵莫名其妙地“封”了个镇人大主任的官，围绕镇上六千多万的财务亏损账目原因，程生东由此展开了与镇长郭富贵的斗法。小说写出了当代最基层人员在拳力欲望的旋涡里身不由己的浮动，写出了他们心有不甘的煎熬和挣扎；更写出了小人物程生东们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在不经意中卷入现实拳力的涡轮，寻常百姓与现实拳力的交汇碰撞的惊心动魄，展现了转型期中国乡土社会正治、经济、文化、伦理和人心等等各种问题。
《二月二》写程庄的治安员程生东有一天从镇上回来，看到一头牛在路边溜达。他认出那牛是程大力的，便给他牵回了村里，并拴在了程大力加门口的牛圈里。没想到，因为没有拴紧，这头牛又一次跑丢了。不过这次，程大力发现并报了案。结果，程生东因为具有重大作案嫌疑，而被关进了拘留所。令人意外的是，程大力的牛在两天后自己跑了回来。按照正常逻辑，程生东应该马上获得自由，不过，上头却让他“配合一下”，去“演一下罪犯”。原来，这件案子因为破案迅速准确，已经成为一个典型，要接受电视采访。为了使他就范，他们甚至不惜以将来安排其担任合同民警为诱人。
这一题材的作品，还有《军令状》（《福建文学》第七期）《父亲的大金鹿》（《天津文学》2014年第四期）等。这类书写乡村正治的小说，具有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胆量，思想含量相当高，人物写得也很深刻，是一篇篇具有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力度的作品。
2.人情人性的批判与颂扬
从鲁迅、沈从文、废名到汪曾祺、孙犁，这些擅长乡土的作家笔下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人情与人性。这些涉及人性的文字，总能拨动读者的心弦，触动他们头脑中的某一根敏感的神经。描写人情人性的文字，在程相崧的乡土叙事中，也占了很大一个比重，并产生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作品，例如《血土》《豆花》《白色鸟群》《去攀枝花》等。
《赶集》（《黄河文学》2013年第八期）写程田喜去镇上买谷种，遇上王专家的团队搞活动。因为他在摄像机前说了王专家研发的谷种“丰田一号”几句好话，回到村子之后，竟然成了大家口中的“托儿”。他辩解自己并不知情，而且也没有收到一分钱的报酬，但大家并没有因此原谅他。他感到不平，去找王专家。王专家劝慰了他两句，并赠送给他一瓶种植玉米用的农药。村里人得知此事之后，似乎得到了程田喜是“托儿”的证据，说这一瓶农药就是酬劳。程田喜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又去找王专家；王专家说，事已至此，只能让他把农药钱交上，农药就算是买的。
程田喜交了钱回到村里，却并不能说服村人，因为他交钱并没有得到任何收据，空口无凭。他又去镇上找王专家开具证明，证明自己的确是花钱买的药。当他拿着证明，回到村里时，本以为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可是，他却发现，很多村人正等在他家门口，要跟他讨要说法。原来，王专家的这种打玉米的农药不但没有药效，还造成了玉米的减产甚至绝产。他们说：“他跟王专家穿一条裤子，是王专家的托儿哩！俺们找不到王专家，却能找着程田喜！王专家不赔，就得程田喜赔！”在小说的结尾，程田喜不得不又一次离开村子，到镇上找程田喜去了。不过，这一次不是去证明自己，而是去替村里人讨要一个说法。
这篇小说，把乡间的人情世故表现得淋漓尽致，呈现了他们面对生活问题时暴露出来的复杂人性。面对程田喜买谷种上了电视这件事儿，村人由羡慕到猜忌，最后终于开始指责他做了别人的“托儿”。这里虽然有戏谑的成分，但不得不说已经暴露出人性的阴暗。接着，他们对他百般刁难，一直不肯承认程田喜的清白。不过，当最后发现农药是假的，不能给玉米治病的时候，他们不是去找王专家，而是一窝蜂地去找了程田喜，让程田喜做替罪羊。
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认为程田喜跟王专家有过几次交往，可以帮他们争取公道。不过也充分显示出他们的“欺软怕硬”，显示出他们虽然擅长“窝里斗”，但真正面对“公家人”的时候，却显得畏怯而软弱。这些村人身上，可以说还带着鲁迅先生笔下阿Q身上的某些特征。阿Q面对赵老太爷，总要耸起肩膀，做好挨打的准备；而面对吴妈和小尼姑，却总是要耍一耍流氓，显一显威风的。
《金鱼》（《作家》2016年第三期）写母亲年轻时在学习赤脚医生期间，大胆地向心上人表白，但在得知那人把这件事儿向别人炫耀之后，因为感到对方的做法不符合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念，断然离开了那个人，甚至不再学习赤脚医生，而是选择回家当了一个农民。虽然，这段感情过早地结束了，可母亲却一生耿耿于怀，不能走出那段感情的阴影。而母亲当年所爱的人，在失去自己心爱的人之后，虽然自暴自弃，一生蹉跎，但直到生命垂危的暮年，也还在珍藏着母亲当年送给的那条金鱼。小说通过母亲这一形象，通过她用一生的幸福对美好传统和伦理的坚守，无疑谱写了一曲人情和人性的颂歌。
《豆花》（《文学界》2014年第十二期）写豆花在一桩丧事中发现几十年前她受人之托送一块的确良布料送错了人。为了道歉 ，她四处打听，费了老大的劲找到了当事人田老师，得到的结果是田老师想不起这件事。她又去找田梅，但在田梅那里也没有得到答案。这个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寻找过程，写出了一个女人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坚定，历经岁月也无法被打磨掉。
《去攀枝花》（《当代小说》2015年第八期）则写庄稼汉程宝贵虽然娶了海霞，内心却一直为另一个女人海伦留着位置。他利用一次战友聚会，为对方捎来了一件蓝色的确良褂子，在妻子面前暴露了内心的秘密。他没有想到，妻子早就知道自己的心思，不过，她以一个女人宽大的心胸包容宽恕了男人。我们读到这里，才知道着墨不多的妻子海霞，才是作者真正着力刻画的小说主人公。男人的责任与女人的心灵构成了这片朴素而宽广的土地诗一样的文化本质。
《绝唱》（《小说林》2012年第五期）讲述了戏精根生在唱戏出名之后，得到周部长的盛赞，并且她还热情地张罗，给根生介绍对象。而在当时已经成家的根生却未能经受“吃国库粮”工作的诱人，活脱脱变成了一个“现代陈世美”。于是，他想方设法、处心积虑让妻子月香做一些对不起自己的事情。他甚至都让月香以给他送衣服之名来盼望她在途中.出事。然后，他以此为借口冠冕堂皇地来和她离婚。可是月香却是一个对丈夫根生极其忠贞的人。她身上有着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的优良美德，她善良、勤劳、顾家，对爱情忠贞不渝。小说写了在强烈的男拳意识之下，中国女性身上表现出的善良、宽容等人性光辉。
短篇小说《白色鸟群》（《中国铁路文艺》2015年）写“我爷爷”程玉溪领着唯一的一户程姓人家，单门独户地住在小村吴坑。他为了农忙时得到村民帮助，主动先去帮助别人。当他满怀信心向别人借牲口准备轧场时，却遭到了拒绝。这时，爷爷感觉尊严尽失，人格受辱，一怒之下烧掉了自家的麦垛，使全家生计陷入窘迫。当四处借粮时，他误入程庄。爷爷这个在外漂泊的游子终于感觉找到了故土，孤独的灵魂也找到了归属之地。
以后，每次过年，爷爷都会倾全家之财力带领家人去程庄祭祖拜年。因此，在程庄人眼里，爷爷一家“过得殷实”，爷爷住的吴坑也“富庶得让人羡慕”。慢慢地爷爷心中滋生了举家搬回程庄去的想法。在程庄爷们“热情”邀请他举家迁回时，爷爷便真的实施了。不过，当他卖掉全部家当、拖家带口地来到程庄时，得到的却是人们诧异的眼神和不解的责怪。这一“反转”，让宗族关系掩盖下的人性的虚伪和自私自利，暴露得淋漓尽致。
如果说《金鱼》等作品有意用“寻找”来弱化故事内涵中的历史冲突感的话，那么《绿军装》（《芒种》2016年第六期）就把一个悲惨的历史故事直接放到了我们面前。我奶奶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死就一直被村里人批斗，不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是因为在战争年代用乳汁救了一个伤员。而这个伤员后来被怀疑是日本士兵。每次批斗，都是让奶奶讲那些村里人爱听却并不真实存在的“性”细节。斗争的正治性弱化淡化了，但演化出来的“伪历史”对美好人性的折磨和扭曲却变本加厉。奶奶是美好人性的化身，但她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污辱而选择了自杀，酿成了一场悲剧。
《秀娥》（《阳光》2013年第五期）跟《绿军装》一样，也是一篇读起来后背发凉的小说。女主人公悲惨的一生和几十年前的一场农村武斗联在一起。这家人之所以娶她当儿媳妇，就是为了复仇。她逆来顺受几十年也只是为了给父亲偿还血债。然而，她到死都不知道，她的家族和这个血案一点关系也没有，她为这个误会莫名其妙地付出了一生。这篇小说通过对农村妇女的命运的描写，写出了人性之美，也写出了人性冷漠残忍的一面。
《月光满地》（《中国铁路文艺》2020年第十期）写两个乡村少年国栋和金童之间的残忍故事。小说仍然发生在“程庄”这个小说王国，作者还特别交代，村子里的人奉宋朝的大儒程颢程颐为祖先，崇尚耕读传家，尤其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国栋父母离异，父亲是个酒鬼，对儿子疏于教导，却总是拿儿子跟金童的学习成绩相比；而金童家庭条件优越，父亲是村里的支书，他本人也是班里的第一名。这样一对看似不会有交集的孩子，却成了好朋友。
故事发生在一个中秋节的晚上。在此之前，国栋就给金童列出了菜单，要求金童在中秋节的晚上准备十样菜出来。因为，在他的印象中，每到中秋，他的父亲跟父亲的朋友，就是这样过的。金童明知道不能满足国栋的要求，但为了怕失去这个朋友，他采用了拖延法。中秋节这天，国栋来到金童家里，才发现金童什么都没有准备。晚饭之后，两个孩子走出家门，走进月光。因为学习成绩差，国栋当天还被父亲打过。他原期望能够跟金童一起借酒浇愁，诉说衷肠。两个孩子一个带着失望，一个带着愧疚，到了村中的一个大水坑旁边。
这个大坑，名字叫做“官坑”。官坑的来历，首先是其左右两个，形似古代官帽帽翅。这一对少年朋友通过交谈，似乎渐渐化解了矛盾，彼此都重新接纳了对方。最后，国栋跳进水里游泳，并怂恿金童也下水。但在水性不佳的金童遇到危险时，却没有积极施救，而是残忍地看着自己的朋友沉入了水底。这是个残忍的故事，似乎证据确凿的话，完全可以在法律意义上定性为谋杀。不过，“作家是厚道的法官”，小说在充分暴露人性之恶的同时，却对杀人者国栋，仍旧保留着一份同情，一份悲悯。
程相崧笔下的人性之恶，往往让人不寒而栗；但当他表现人性中隐藏的善良时，却也往往让人怦然心动，感叹不已。小说《闹宴》（《当代小说》2015年第十二期）就把故事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让我们看到人性在非常的环境中绽开的美丽之花。《闹宴》中的老队长镇物，“一开始给读者的印象极差，作风混乱，行为放荡，张张扬扬，不知羞耻。”（《尊严，让小人物挺立于人性高地》吴淑荣，《东方文学》2020第五期）可是如果读到最后，读者却意外地看到镇物可贵的一面：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名声，来维护别人的尊严。他一辈子严守地主的儿子镇江与金花之间的恋情秘密，直到把这个秘密带进了棺材。
程相崧在展示人性的真实时，往往带着一种残忍和猛烈，不惜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例如他的《血土》（《当代小说》2014年第六期），写一个叫小玲的姑娘，因为父亲有病，姐夫常常到家里来帮她干农活，而被人诬为两人有染。村人捕风捉影，暴露出心灵的丑恶，给这个家庭造成了极大的戕害。但在小玲的父亲去世后的葬礼上，他们又理直气壮地成为正义的化身，代表受欺负的小玲一家，对这位“姐夫”进行了痛殴。他们这样做的理由，仅仅是因为在老人的葬礼上，女婿没有按照当地的风俗，在交礼金的时候交2000元，而是翻倍，交了4000元。这原本可能是出于好心和慷慨，却被一些村人认为是“交了两个闺女的钱”，成为对族人的一种公开的挑衅。终于，他们忍无可忍，在葬礼上用过铁锨一阵乱砍，将那人砍得倒在了地上，一堆血，一堆肉，一堆土。
这种残忍的结果，让读者在一阵愕然之后，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心灵冲击力。不过，在另外一些作品中，残酷的真相呈现之后，程相崧所带给我们的，又会是一份同情，一种悲悯和理解。例如小说《花生地》写“留守老人”的故事。写母亲来城里给“我”照看儿子一连两年，偶有一天回家，却听村人说，父亲竟然跟镇上一个打工的女人勾搭上了。母亲一番明察暗访之后，发现这并不是流言，而是一件实事。父亲的出轨自然是触犯了家庭伦理，暴露出人性中的卑劣乃至龌龊；但小说家却并没有简单地讨伐和批判。而是引导读者将关注的视角，更多地转移到老年人孤独而凄凉的精神世界。这是小说家高明的地方，也是他更为深沉和博大的地方。
在程相崧的小说中，人性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而是相互交织，忽隐忽现，显示出其复杂和幽微。而且，不论是善是恶，程相崧在自己的书写中，又总是渗透着悲悯和同情，高唱着人性尊严之歌。
3.民风伦理的维护与坚守
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说，既以民风的衰颓、乡村伦理的崩溃为代价，又在结果上加速了这一进程。从前，民间故事和传统戏曲，都在民风伦理的建构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广播电视的普及，民间戏曲和剧团也才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些底层的艺术从业者，不但无法再去建构文化伦理，就其本身，也时刻受到商业和市场的冲击。
《龙袍》（《短篇小说》2011年第四期）就写了这样一群人的故事。程云升在四平调演唱上独得师傅浪八圈的真传，也得到了象征其衣钵的戏服龙袍。不过，剧团还是转手到了善于经营的程云升的师弟田有才的手上。为了经营剧团，田有才让大家去丧礼上演出，还引进了低俗的脱衣舞表演。而程云升为了剧团和个人的一份尊严，自觉地跟田有才保持距离，甘愿清贫。
不过，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他的坚守只能让人觉得迂腐可笑。金钱成为判断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也成为获取别人尊重的唯一理由。在一片烈火中，程云升在师傅的坟头焚化了自己，也焚化了那件龙袍。但在半个月之后，田有才的收徒仪式上，龙袍却再一次出现了。虽然有人从心里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因为有新闻媒体和文化人员见证，他作为四平调正式传人的身份却得以确立。
这些昔日乡村文化伦理的建设者，在经济大潮下要么成为文化式微的殉葬品，要么彻底向现实投降，并成为商品时代的弄潮儿。世风日下，让“有钱能使鬼推磨”成为一句至理名言。这种金钱至上的观念，毒害着社会风气，自然也在破坏着家庭伦理。小说《白颂》（《四川文学》2013年第五期）写白颂的丈夫光仔在做大蒜生意发财之后，外面有了小三，并生育了一对儿女。白颂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又没有依靠法律去争取应有拳利的勇气和能力。作为农村淳朴女性的她，在受尽欺侮之后，只有选择含恨自杀。
如果说《白颂》写家庭婚姻受到的冲击，那么《乳房疼痛》（《2015年齐鲁文学年展》，并获得2015年齐鲁文学年展最佳作品奖）则写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中国人所秉承的传统“孝道”在当代人心中的土崩瓦解。小说中的母亲养育了一个女儿、三个儿子，但在她的晚年，四个孩子却都恨不得将这位母亲扫地出门。小说选择了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即这位母亲得了乳腺癌，卧病在床的那段时间。因为营养的常年缺乏，老人口馋。她忍羞开口让女儿割来一斤猪肉，但在端上餐桌后，却很快全部进了年轻人的肚子。她能够做的，只有一夜夜地睁着眼睛，抚摸着疼痛不止的乳房，回忆着孩子们小时候的美好时光。
因为对乡村民俗的熟稔，程相崧被很多读者戏称为书写红白喜事的圣手。短篇小说《挽歌》（《雪莲》2013年第五期）就写了对农村丧葬礼节的追望与挽存。村里“大老知”（村里红白事的总操办人）之一的程子善死了，葬礼只能由另一名大老知程田喜老汉独自操办。程田喜老汉亦年事已高，为寻找“接班人”的事没少费心。可是，村里“有能力者多在忙自己的事业，或做生意赚了钱，在大城市买房子，或常年在外打工很少回来”，而留在村里的中年人虽跃跃欲试但说话做事不利索，接班人就面临尴尬的空窗期。
在看人给程子善的棺椁钉钉子的时候，“程田喜老汉竟然发现几个帮忙的年轻人站在一边，吸着烟，嬉皮笑脸”。简短的描写映照出程田喜心中的巨大落差，失望中藱n稣庋痪浠埃骸拔颐橇礁鲆炎吡艘桓觯缤砦乙驳米撸忝钦庑┖笊叛О。》裨颍院蟠謇锏氖露垂芰ǎ俊闭馐亲骷叶耘┐宕诚八酌媪僦鸾ヒ攀У纳羁谭此迹彩峭锵е凶鞒龅奈弈慰尽�
《坐棚》（《天津文学》2013年第五期）仍然写地方风俗民情，写民间人们婚丧嫁娶的故事。响器班（唢呐班）头儿田喜叔大半辈子在乡间白事上“坐棚”吹奏，而这一次“坐棚”却是在李庄，为李子厚的儿子李小龙。李子厚倒腾大蒜、鱼肉乡民成了土豪，李小龙却因醉驾撞死多条人命后而车毁人亡。在丧事仪式上，田喜叔拒绝吹奏《纤夫的爱》、《东风破》等时髦曲子，遭到李子厚的痛斥和儿子生东强烈的反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田喜叔病逝后，作为他响器班“福寿昌”嫡系传人——儿子生东，却在老人丧事仪式上吹起了时髦曲子《月亮之上》。小说不仅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操办丧事的风俗古老风俗民情，更写出了生命和灵魂的尊严。
程相崧的这类题材作品，多的是对不堪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但也有一些作品，让人能够感受到人性的闪光，体会到现实中一息尚存的那一份美好。小说《过年》（《湖南文学》2015年第一期）写农村姑娘炸果第一年出去打工，遇到了一个热情追求她的男孩。在过年回家的时候，男孩非要跟着炸果回到程庄过年。炸果没有办法，把男孩领回来了，但也只敢介绍说是自己的同事。炸果的父亲发现不妙，第二天一早，趁着夜色，便把男孩送上了离开的长途客车。这样的处理，看似不通人情，可恰恰说明，尽管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在程庄人的眼里，还是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伦理观念的标准。
同样，小说《宝娘》（《湖南文学》2016年第二期）中的程宝器对女性十分尊重，最终却弄巧成拙，无意中让儿媳妇得了一块心病。不过，好在事情并没有向坏的方向继续发展，人性的美好消解了他与儿媳妇之间的不信任。在他们坦诚地化解那份隔阂的时候，有人性之光闪烁其中。这个故事表现了家庭背后强大的伦理力量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支撑，以及人们在心理、情感上对家庭的依附性。
《鹅鹅鹅》（《安徽文学》2018年第十期）中，程圣野的儿子小福牛玩弹弓误打死了村长镇物的父亲，因为害怕而逃离，最后失踪。程圣野寻找儿子几十年，其间，有传言说当初镇物已经把小福牛打死，给父亲陪葬了。猜疑打破了民间伦理建构起来的信任体系，让程圣野最后也不得不信，直至对“仇人”展开了报复。最后，当儿子从外乡回来站在他的眼前时，留给程圣野的只有久久的懊悔。小说直指世道人心，揭示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又留有一些暖色的底子，让人相信不论社会如何变化，人与人之间自由那份亘古不变的伦理标准和人之道义在。
4.离乡无乡的双重困局
在当代商品经济大潮中，乡村经济大多凋敝，程相崧的很多小说，表表现了商品经济对精神心灵的冲击，为乡村的破产唱了一首首凄美的挽歌。这种乡村的破产、大批农民弃农从商，或者出去打工，在很多情况下是作为一种大的社会背景，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不过，他也有一些小说，直接以此为题材，并在发表的时候就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天边外》（《佛山文艺》2009年第八期，发表是改名为《在庄稼地里看云》）虽然还没有写到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可已经透露出一种焦虑，表现出一份冷静与清醒。主人公程凯是农业中专毕业的学生，因为没有找到工作，待业在家。在村里人的眼中，他也是个怪人。因为程庄是一个大蒜种植特色村，而他却固始地种了一地的麦子。他的恋人小云的父亲从前是一名蒜商，但因为蒜价暴跌，受不了打击之后而选择了自杀。为了替父亲还债，也为了养活母亲，小云不辞而别，去了城里。有人传说，她是去做了“卖肉”的行当。
程凯在恋人离去之后，仍然坚持一年年种植着麦子。小说似乎不想谈及愤怒的大蒜问题，而思考更多的却是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由之所延伸出来的一根现代人精神去往何处的迷思之线。程凯这个人物，似乎是一个隐居者。作者借这个人物，似乎传达了某些道家理念，有返归原始的倾向。这也似乎为乡村人的精神困局，开了一个并不现实的药方。因此，可以说它是一个反市场化的小说，一篇对现代性带有反思精神的乡土小说。
《芒种》（《雪莲》双月刊第二期）在《芒种》中，已婚女人白月红连续三年都是在城里打工做保姆，生孩子的事儿就暂时被搁置下来，在乡村传统的“结婚生子”、“无后为大”所形成的顽固的凝聚势力的催逼下，白月红最终辞去保姆工作，为留在农村生孩子做出了妥协的姿态。而丈夫相谦体谅着妻子白月红的心情，为她买了窓n堑某灯薄Ｐ∷翟谙蚨琳叽镒诺毕履昵崂胪琳咚媪俚钠毡樾睦砗蜕孀刺Ｒ环矫嫠侵鸾ナ视ι踔涟狭朔岣幌执某鞘猩睿硪环矫嫒从质茏爬醋韵绱宕车闹种诸堪碛胧浚秃帽纫恢环珞荩还芊傻枚喔叨嘣叮涔樗拮钪找材岩园谕亚Ｏ呷恕�
《酒》（《星火》2012年第五期）看似写了程元生和程生东父子之间思想观念上的矛盾冲突，其实揭示的却是矛盾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在程庄，老辈人娶亲讲究坐花轿和酿喜酒。程元生当年在结婚的时候，因为家里没有余粮，没有酿酒；又因为经济拮据，没有雇花轿。这件事儿让他一直感觉愧对妻子春杏，从而成为他的一块心病。现在，儿子程生东已经长大，去了城里打工。趁着过年回来的时间，父亲想按照老规矩，给儿子订一门亲事。
虽然，他已经固执地着手酿酒，可是因为假期短暂，儿子还是不能在家等到酒酿好的那一天。程元生去邻村找未来的亲家合计，对方也是不解和冷落。他想找人给儿媳抬轿，可是，轿子已经衰朽不堪不说，因为男人都在外打工，他找遍小村，连四名像样儿的轿夫都没有找齐。小说的结尾，酒就要酿好了，但他的儿子和未来的儿媳，也在那个早晨拒绝了他的好意，决然地离开村庄，一起去城里打工了。在他们走后，程元生和老伴儿喝着新酿出的美酒，一碗接着一碗，醉倒在自家的小院儿里。
在当前农村经济凋敝、农业文明式微，有识之士都在呼吁“留住乡村，留住乡愁”的大背景下，程元生这种“开倒车”的决绝，似乎闪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光辉。当然，程元生的结局注定是悲剧的。他会满怀疑惑和幽怨地看着这个世界原来越陌生，也离他越来越远。正如程相崧在这篇小说的创作谈中写道：“乡村的沉沦、乡村文明传统的消失，走上了快车道。……在这个让人惶惑的快速度中，中国乡村的走向无疑成了一个大大的‘天问’。”（《快与慢——《酒》创作谈》）
小说《女村长》（《草地》2012年第二期）写小村大部分劳力都去了城里打工，村里只剩下老人跟一些妇女小孩。老村长因为儿子触犯了法律，不再服众，所以只能卸任。但在他卸任之后，却没有人愿意接过来这个头衔。最后，村长一职务落在了一个寡妇豆花的身上。当然，受影响的自然不只有村里的行正事务。民俗活动的开展，民间技艺的传承，都将后继无人。那些掌握着即将失传了的技艺的人，也都成了自己那个行当的“最后一个”。
《祭火》（《星火》2013年第三期）中支书找到桂花，让她将原本是属于乡村男性的火神祭的队伍拉起来，为的是让子孙后代知晓传统的火神祭。按照老辈人的说法，火神能保佑人们一整年无眼病，但过去扮演过火神的支书的儿子程生东却因为在化工厂打工生了眼疾。小说在呈现乡风民俗的没落之余，还有着对进城务工人员和留守在乡村的人生存困惑与迷茫心态的书写。这里既有忧愁和伤痛，又体现出中国式的忧虑和审判。
当然，乡村的凋敝和荒芜，除了表现在婚丧嫁娶和大型集体活动上，还集中地表现在乡村基层教育方面。——农村小学纷纷倒闭，教师队伍溃不成军，乡村孩子入学难和在城里寄读时所受到的身心伤害，都让人触目惊心。《司令的地盘》（《山东文学》2019年第二期）司令的地盘》在守门人“司令”一生的坎坷命运背后，在凄婉爱情故事的表象下，表达的是乡村中学的穷途末路和乡村文化的衰落和凋零。小说中“姑姑”对园丁司令的好感与热恋，显然会让人想起从前对知识敬重乃至崇拜的美好岁月。
《上席》（《雨花》2010年第五期，获得第二届乔羽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写了民办教师程宝生的故事。因为农村条件差，程庄小学师资匮乏，许多大学生即使分到这里，待不了太长时就会另攀高枝。程宝生代课二十多年，一直是临时工。村里男人去城里打工，挣到了更多的钱，让家里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他不仅要忍受村人的白眼，还要忍妻子的数落。在最后一次被辞退之后，他心灰意冷，同意妻子多年的建议，也将要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
不过，这年暑假新学期开学，因为学校再次面临师资匮乏，校长却又来找他代课。程宝生正犹豫不定，觉得难以抉择，他许多年前的一个学生却到家里来请他去吃席。原来，这位学生考上了大学。这场谢师宴上，程宝生喝醉了。喝醉后的程宝生，没有跟妻子商量，就慷慨地答应了校长的要求。小说真实反映了乡村破产给乡村教育带来的巨大冲击。这种局面的负面影响，或许会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之后，才会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
《十年吮吸》（《时代文学》2012年第三期）读来则更令人心痛。农村留守儿童蛋壳因村里学校停办，不得不到很远的地方上学。他内心的苦痛化为过度吮吸手指的变态行为。没有人理解他的内心，连老师也不同情他。为了改掉吮吸手指的毛病，他采纳同学小云的建议，决定自己“截肢”。他的行为最后惊动了在外地打工的母亲。母亲以她干瘪的乳头慰藉他。结果他把母亲的乳头咬了下来。故事选择的角度用心良苦，透过一个孩子的变态行为，写出了心灵和精神的折磨与无力表达的痛苦，也因此折射出当前农村空心化的严酷现实和农村破产的巨大风险。
如果说《上席》写了乡村教育的困境，乡村教师的匮乏；《十年吮吸》写了农村孩子上学难和在寄宿中身心遭受到的双重戕害；那么，《金乡帮》（《当代小说》2010年第十二期）和《五月端阳》（《星火》2014年第四期）等小说，则将笔触直接延伸到城市，将关注点追随到了那些离开乡村、在工厂里、工地上挣钱养家的农民工身上，去反映他们如蝼蚁一般的生存状况，去探寻他们被烈阳炙烤、被狂沙蹂躏又不被人知的内心世界。
《金乡帮》是程相崧的小说中最早反映农民工题材的作品之一，写了程豹和才娃同在一个工地打工。因为是老乡，程豹为才娃打抱不平而得罪了四川帮。后来，四川帮处处刁难程豹，才娃又出手相助，却因为对方人多而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小说情节简单而生猛，就像打工人出门在外要面对的生活一样坚硬而冷冽。在这残忍冰冷的现实背后，也写了程豹跟才娃的姐姐——一个风尘女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这柔美动人的爱情，为前面的生冷坚硬，提供了一丝亮色和浪漫。
《五月端阳》写一个在建筑工地上和民工做临时夫妻的女人麦蓉所面对的困惑。端午节到了，人家原配来探亲，临时夫妻自然中止。麦蓉内心变得复杂起来了。可这一切还都得忍着。她还每天为民工们做饭，为大家过端午节包粽子炖鸡，她像回到了过去，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这篇小部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吸引着人们更多地去关注农民工的心灵伤害和正常生理诉求。小说中所讲述的打工群体中存在的“临时夫妻”现象，在过去的“打工文学”中几乎没有受到关注。当人们将关注的焦点定为于打工者的物质生活状况时，他们的肉体诉求和精神空虚往往被忽略。这一点正好成为新时期“打工文学”展开情感叙事的突破点。
如果说这些篇什写了出门打工导致的乡村的荒芜，乡村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消失”；那么《下地》（《中国铁路文艺》2013年第八期）则写了“合村并镇”过程中，乡村因为惨遭拆除而在地理意义上的消失。《下地》讲述程庄被拆成了废墟，曾在程庄生活的人们都搬进了“社区”。村人的生活变得拮据，因为没有了土地就相当于没有了经济来源。这场如火如荼的拆迁在庄稼人程田喜的心中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波澜。他不断地回首故园，故园之情貌与社区生活的对比，进一步深化了他对村子的眷恋。小说以“下地”和程田喜的狗“面脸”为线索，人和狗的遭遇，是农村拆迁形势下乡村生活变迁的真实写照。
《布焰火》（《湖南文学》2016年第十一期）中的程宝贵，也遭受了跟程田喜差不多的命运。他原本已到了享受天伦的年纪，不过在地被征后，原本勤奋、本分的儿子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随后，又因为染上赌博的恶习致使借高利贷，无力偿还而自杀，和谐的家庭也随之破碎。小说中最后出现的那棵桑树成为乡村最后的诗意，它承载着原本幸福家庭的欢乐，又以破损的身躯关照正在发生巨变的大地。
二．艺术上的探索：摇曳多姿的呈现
1.象征手法与意象隐喻
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多对于“言”“意”关系的探讨。大致认为“言不尽意”，“意在言外”。西方语言学家索绪尔在自己的语言学著作中，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程相崧似乎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小说创作中适当地设置意象。这些意象有时候起到了跟叙述与描写互补互解，甚至延伸拓展的作用。
小说《乳房疼痛》写乡村人伦之殇，四个儿女相互推诿。疾病缠身、不能自理的母亲只能在痛苦中慢慢死去。小说没有写母亲其他器官上的病痛，而是单单写了母亲的乳房。母亲用乳房哺育了儿女，但当她老年被乳腺癌苦苦纠缠的时候，孩子们却置若罔闻。我相信，当读者跟随着小说家详尽的描写，看她在漫漫长夜里承受那种切肤之痛的时候，也能体会到她心灵上承受着的比身体强烈无数倍的疼痛。
在小说《白色鸟群》中，“白色鸟群”多次出现在题目和文章中许多关键地方。它作为一种隐喻，包含了爷爷对生活的向往寄托和美好愿望。从“翅尖上泛着太阳金黄色光辉”的鸟群，到爷爷点燃麦垛，“那白色的炽热气浪中，一只只白色的大鸟正在扑打着翅子一边噪叫”着的鸟群，爷爷的心情也由欢快的、雀跃的到幻灭、绝望。
为了捍卫尊严，爷爷显得天真、自尊、执拗而固执。他来到程庄时，又看到了鸟群，不过却是离群的禽鸟。小说最后，追寻族人，寻求包容和接纳的希望再次破产之后，“爷爷有些愕然，他惊慌地看着众人，从他们混沌昏黄的眸子里看到了一片白色的鸟群……”这时的鸟群，已经是理想彻底破灭之后的幻影，也烘托出了人物内心的愕然和恐慌。总之，这篇小说中“鸟群”的运用，不仅增加了小说内涵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映射了小说的主旨思想。
小说《动棺》中作者有意运用“棺”和“官”的谐音，将贯穿全文的中心——动棺迁坟，和动官升职联系起来。巧妙地点出“我”作为一名乡镇干部，之所以在迁坟工作中表现得如此丧心病狂，正是渴望升迁的内心焦虑在作怪。《献礼》中作者让擅长木雕的主人公一心进献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一把龙椅，这本身也似乎有着耐人寻味的象征意义。《月光如水》中国栋之所以在金童沉入水底的时候无动于衷，间接地杀死了自己的伙伴，跟村里的大坑形如官帽所带给大家的心理暗示，带给大家的教子焦虑，不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坑这一隐喻，不得不说点中了中国无数急功近利、望子成龙的父母们的穴位。
另外，《去攀枝花》写男主人公去部队驻地参加战友会，实则是想偷偷给暗恋一辈子的海伦送一件礼物。这份看似滑稽的情愫在小说中表现得疯狂而炽烈。作者安排巧妙的是，他当年当兵的地方正是攀枝花市。“攀”有攀附之意，“花”在传统的文艺中常用来喻指女性。《去攀枝花》这个题目，不得不说正跟人物的心思、中心的情节、小说的主旨构成一种暗合。
2.意识流与奇思妙想
程相崧的叙述语言，在有些篇目中表现出一种诗意的狂欢。自由自在，随意东西，意识的流动信马由缰，毫无拘束。这种风格表现比较明显的就是《乳房疼痛》和《十年吮吸》。
例如前者的开头：
她的一只奶子，又火火地疼痛起来。开始像有一只小虫子在里面钻来钻去，拱得她难受，又疼又痒。用手一捏，硬硬的一个东西在里面，像是一个没有熟透的杏儿。天哪，是有个虫子在里面咬着那杏儿吗？别咬那杏儿，那是俺的心俺的肉哩！有时候疼得她汗珠子从头上冒出来，黄黄粘粘的，黄豆粒儿大一个，金灿灿地泛着光。
再如后者的结尾：
一轮巨大的湿淋淋的月亮从窗子里照进来，照着白的窗，白的墙，白的被褥。空气里弥漫的雾气愈加浓重，几颗瘦小的星斗在日月之间暂时地放出苍白的光芒。他回忆着刚刚过去的事情：灯亮了，穿着白大褂的人将那个女人抬了出去。坡娃子听着女人的哭声，感到毛骨悚然，他知道自己闯下祸了。
这里“一轮巨大的湿淋淋的月亮从窗子里照进来”的描写，不得不说很“莫言”。至于《乳房疼痛》中间母亲躺在床上对往昔日子的追忆和《十年吮吸》结尾的语词感觉样式和漂浮的美感效果，亦与莫言感官王国的爆炸现象，形成了些许重合。
程相崧的小说作品中，还不乏奇思妙想甚至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描写与情节。这些情节，如果放在生活之中，你会断定不可能发生；但放在小说之中，却自有其合理性。《去攀枝花》中，程宝贵在海伦的丈夫死后忍不住去向心上人表白，对方思虑片刻，朝他脸上狠狠吐了一口唾沫。不过程宝贵却“一点儿都不后悔。……他只后悔一件事儿，就是自己那么快就把脸上的唾沫擦了，擦得那样干净。”这就将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疯狂爱恋，表现得淋漓尽致，到了一种几近变态的程度。
而在《闹宴》中写镇江在村里晚上放电影时，看到心上人丢在地上的一张包雪糕的纸，便偷偷捡起来揣在兜里。结果，“第二天一早，他幸福地躺在床上，浑身爬满了漆黑的蚂蚁。他手捂在胸口上，手心里抓着那张雪糕纸，唇角还露着微笑。”痛并快乐着，痛痒不顾，无怨无悔，这难道不是对真正的爱情所做的一个最好的注解吗？
3.背面行文与情节突转
在中国画的传统技法中，背面施染会起到一种意想不到的审美效果。程相崧的一些小说，有时也会背面行文，对原本应该关注的重心装作不理不睬，而故意“王顾左右而言他”。这样的处理，会给读者留下一种悬念，吸引着他们不住地读下去，而且能产生一种陌生化效果和探幽寻密的阅读快感。
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去攀枝花》和《绝唱》。在《去攀枝花》中，作者以极大的篇幅写了宝贵与海伦的交往，甚至写了他在妻子的眼皮子底下，对海伦偷偷摸摸的暗恋。可是，我们读到结尾，才知道原来对于男人的“小九九”，两个女人都心知肚明。这个结尾，几乎颠覆了读者之前的阅读感受，甚至恍然大悟地认为：原来作者集中笔力想要描写的，是这个任劳任怨、了解丈夫又胸怀博大海霞！
我们不妨说，《去攀枝花》的女一号，其实就是海霞。只不过作者没有正面去写，而是从背面行文去写。另外，小说《绝唱》讲述了根生在唱戏出名之后，活脱脱变成了一个“现代陈世美”。不过读到最后，超玉临死听了根生唱腔后的反应，再重读前面的部分段落，你似乎惊异地发现，这篇小说或许写了一个“性倒错”的惊世骇俗故事。
在小说《闹宴》中，也采用了这种突转。小说写家庭成分不好的木匠好不容易给儿子定了一门亲事，可村干部傻银花却要来破坏婚礼。形式剑拔弩张，仿佛一场械斗一触即发。不过，随着情节的推进，你竟然发现原来镇江和银花，是一对苦苦相恋又无法走在一起的爱人。最终的结尾，银花没有来闹，却把自己喝了个酩酊大醉。银花内心不可告人的痛苦，在场的上百人中，恐怕只有镇江能够深深体会吧？
当然，《白色鸟群》的结尾，更是一种典型的突转。当我爷爷真的卖掉田地、房屋和全部家当带领老婆孩子来到程庄准备永久居住时，却遭到了族里人的意外拒绝：“你……你这携家带口的，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啊！你这个人！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咋会干这种事儿哩？！”这意想不到的结尾，让读者禁不住要再次阅读和审视作品，并深深体会其中蕴含的丰富意味。
4.视角多变与主旨多意
程相崧的小说创作，有时以第一人称的限制视角为主；有时也会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但一般情况下，为了达到最好的艺术效果，他不会完全照搬传统的叙事模式。例如在《五月端阳》中，作者就主动打破传统叙事中叙事主体将自己隐藏的模式，而是时时让读者感受到叙事者的存在，从而增强了情感的真实性。作者以或隐或现的方式出现在小说文本中，不仅让读者对于小说叙述故事的真实性有了进一步的强化，也凸显了小说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同样，在《白颂》中，以正文的形式写了白颂的悲惨遭遇之后，最后却又以“后记”的形式，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对小说进行了“补记”。告诉读者，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原型其实就是自己的姐姐，而真实生活中姐姐的命运，却比小说中还要悲惨。这短短的“补记”，通过人称和视角的变化，增加了真实感，丰富了叙述内容，深化了小说主题，也让小说在叙述上显得摇曳多姿。
程相崧的小说，视角是多变的，主旨也是多意的。例如《白色鸟群》，你既可以说在张扬人性与尊严；又可以说是在描写孤独与归属感；还可以说是形而上地表现了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而小说《动棺》，既可以说是通过丧葬习俗的描写，为民风民俗唱了一首凄美的挽歌；也可以说表现了基层干部的尴尬处境，写出了他们的升迁焦虑。《豆花》既可以说是写了一场朦朦胧胧、似有若无的恋情；也可以说是滥吹了诚信的价值，抨击了田梅那样爱占小便宜，撒谎成性的人。
总之，在程相崧的文学王国“程庄”，人物个性鲜明，故事充满传奇。这一切都得益于程相崧在构建这个文学王国的时候，从这个“庄”上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落笔，并以一颗赤子之心来虔诚地再现来自生活的真切体验。“程相崧不规避对于平庸琐细的如蕶n氏郑茨苡谄骄泊ζ鸩ɡ剑谇壑邢痔眩馐沟盟男∷稻弑噶讼袼谎牧槎翊蟮匾谎裰氐闹实亍！保ǔ麓� 《现实民间，岁月乡土——程相崧小说印象》）我们相信，有着这样良好扎实的基础，随着程相崧对乡土题材的不断开掘，他的人物会更加具有锐气、深度和力度；他的乡土王国“程庄”，也会像“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孔多镇”和“高密东北乡”一样，在文学世界中成为一片不可替代的风景。
链接：程相崧，男，山东金乡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八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大会代表、山东作家协会小说创作（委）员会（委）员。小说集《金鱼》入选中国作协“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18年卷。
严飞 yanfei 作者简介：严飞，西安人，兰州大学文艺学博士，现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