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崔勇，就是跟我和刘贵夺、黄金波年龄差不多的，他来找我，说‘你跟刘贵夺比较好，你帮我去劝劝他，咱俩不行加入他们得了，如果真有那啥的话回去再说，反正真有事儿的话能往后靠就尽量往后靠。’
崔勇平时很懒，想吃点啥不爱动弹就让我去给他做，刘贵夺就多少有点看不惯，俩人吵吵起来，让我劝开了。崔勇因为这个害怕了，加入的事他说了好几回，一开始我不想去，之后寻思还是去吧，因为我心里也没底。
我们先找姜晓龙，他说‘最好别加入，这事儿没法回头’，完了又说他说了不算，得找刘贵夺。第二次杀人之后，刘贵夺搬进了船长室，我俩在外面喊了一声，‘刘哥，你出来一下。’
刘贵夺出来后，崔勇就说，‘刘哥，如果再有事儿的话你叫我们俩就行了，我们肯定跟你一块儿。’他说了半天，看起来挺紧张，我在一边坐着，啥也没说。
刘贵夺不想让我俩加入，说：‘别加入，回家就行了，我们上日本还不一定有没有事儿，能回家尽量回家。’崔勇不放心，又说，刘哥，有事儿你记得叫我们。
‘看看再说吧，应该没有什么事儿。’刘贵夺最终也没说行不行，转身走了。”
赵木成说着，从鱼钩上抹下两条拇指长的小鱼，扔在脚边的杂草里，任它们一张一翕地喘气。“那时候根本没想过能活着回来，就想死也死得离家近点儿，我不相信有鬼，万一有，我离家近点做鬼。”
又一场叛变阴谋
就在赵木成和崔勇秘密投靠的时候，另一场叛变也在渔船上酝酿。
案情材料记载，那天临近中午时分，刘贵夺在甲板召集全体船员，称去日本需要钱，要求船员假装生病，通过卫星电话向家人索要5000块钱，转账到一张邮正的卡上。按照船员们的供述，刘贵夺的做法激起了矛盾和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