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二：我不能登上讲台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了，也有悖于师范大学的校训"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但我是否具备作为一个工勤人员的资格？

　　困惑三：我的公职在哪里？如果没有公职，我的档案、人事关系直至今天在哪里？

　　常艳告诉记者：“公职证明我拿不到，找了学校好几次学校都一直是拖着。而且不给明确的说法，总是在拖着。他们怕接收我，有风险(谁知什么风险)，不接收我，似乎也没有理由。我道德败坏，婚外情就不可以当扫地的了？”

　　2012年11月份起，山西师大停止再给常艳发放工资，常艳称自己已经到了断米断粮的地步。

　　“我不是离了体制内的单位就生存不下去。我要去回山西师范大学当个扫地的、看大门的，换得微薄的薪水，是因为我的家人都在这里。经过惊涛骇浪，我明白了一个女人无论有多强大，在孤身奋斗时也是那么的脆弱，无助。”

　　常艳曾写保证书，保证不转户，不转档案

　　常艳对于档案的困惑，是有缘由的。曾经常艳试图把山西师范大学的档案调到中央编译局，但学校却不肯放。如今常艳办准迁证需要“公职证明”，学校却一再推脱。

　　2011年，常艳报考编译局的博士后研究站。

　　报考需要填写一张《博士后进站审核表》，其中在职人员需由所在单位人事或干部部门填写“同意脱产”意见，这就是在职博士后。

　　担心山西师大的带领们不批准，除了审核表，常艳又额外向山西师大交了一份保证书，保证自己不转户口、档案、公职关系、不会耽误上课，只是在假期或无课时去查资料，并说明去读博后是为了在当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评审时有一个“身份”。

　　“我拿着《博士后进站审核表》和那份保证书，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遍遍地对人事处处长、分管人事副校长、校长等带领们说明情况，甚至哀求。我记得自己站在楼道里哭了。我说不通，没有人理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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