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Saez）和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Zucman）的研究表明，2012年属于0.1%阶层的约16万户家庭掌握了美国22%的财富，这一数字远高于1963年的10%。[7]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参加抗议活动的很多人帽子上插着标签，上面写着“99%”，指向一份广为流传的调查报告，即99%的老百姓与1%的富豪之间贫富分化加剧。
2011年9月17日，示威者声称代表美国99%的民众，抗议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贪婪腐败。新华社记者张保平摄
一位美国观察者写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底层90%的人群掌握了全国35%的财富，达到了其巅峰。30年后，这一数字下降了12%”；在教育资源占有上，“1985年，美国最难进的250所大学有54%的学生来自收入在全国75%以下的家庭；2010年入学的学生只有33%来自这个群体。根据一个2017年的研究，在38所精英大学（包含五所常青藤）中，来自收入前1%的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后60%的学生都多”[8]。
这位观察者在《我们是美国的新贵族》（The9.9PercentIstheNewAmericanAristocracy）一文中，将当前的美国人分成了三个阶层：0.1%的巨富阶层、9.9%假装成“中产阶层”的富人和90%的被剥夺者，他们不仅不共享财富，在居所、教育、婚姻等各个方面，也是相互隔离、各不相干和分层配置的，富人住“高尚社区”，穷人的街道肮脏无序；精英学校里大多是0.1%和9.9%一族的后代，而那90%群体的孩子只能上一般学校或根本无学可上；婚姻也是门当户对，“选型交配”已成常态，富人找穷人结婚越来越罕见。
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已四十多年没有增长，以两个时期为对比，“从1978年到1973年，美国非农劳工的生产力增长了96.8%，普通工人的时薪增长了93.7%”，在此时间段，中产阶级从国家生产力增长带来的收益中获取了相当丰厚的份额；而“从1973年到2011年，美国非农劳工的生产力增长了80.1%，但普通工人的工资仅增长了4.2%，时薪——工资外加福利——仅增长了10%”，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实际上，2011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工资与1978年“完全相同”。[9]
2016年特朗普成功当选总统之际突然在美国走红的一本自传体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Elegy），也是对此做出的一个生动注脚。该书作者、一位硅谷投资管理者万斯（J.D.Vance）以纪实的方式，讲述了美国的劳动阶层和底层人民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的倒退，在一些“铁锈地带”因产业衰败而由往日的繁荣走向凋零之时，“贫困群体”已不再局限于以往的黑人和拉丁裔，大量白人人口也陷入了世袭的贫穷与困顿，长久以来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机会均等”、只要通过努力就可以向上跃升的“美国梦”，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中已经破灭。
上述场景的出现，与美国自上世纪晚期以来经济结构的变化高度相关。曾在上世纪80年代因提出“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而成名的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早在20年前就分析认为，美国和整个西方的经济，自20世纪后期以来已经发生由以实体经济为主，转向以虚拟经济为主的新阶段，其主要表现是以金融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如今已达80％以上。[10]
美国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并不止于此，另一突出改变是，在以往实体经济占据国内生产总值（GDP）重要比重的时代，美国的产业资本主要是在国内配置，当大商巨贾在国内投资兴业时，以往所说的美国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也得以产生。虽然他们在财富占有上与上流阶层有着贫富之别，但资本家的国内投资，毕竟还是为产业工人及其他人群带来工作机会。美国不同阶层那时还是一起分享财富成果，是在一口锅里吃饭，可谓利益相关。
然而，自上世纪以来，美国产业资本大量对外投资，而以金融、债券为代表的“虚拟资本主义”也在高歌猛进，它们“以钱生钱”、在全球跑马圈地的财富产生方式，更是不再需要一般美国人的“帮助”。美国企业的“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在“过去十年时间里，美国各地总计关闭了59000座工厂和生产企业，核心制造业领域的就业人数，自2001年1月到2011年12月，从1710万人下降到1180万人”。[11]
以往资本家与国家联姻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历家通过扶持资本来为民众提供工作机会，这也是以往美国产生大量“中产阶层”的主要来源，现在，这个源泉在美国逐渐枯绝，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际备受关注的美国东北部出现的“铁锈地带”，就是其物证。
在资本阶层的财富来源，由以往主要靠在美国国内投资，转向在全球投资产生时，美国内部不同阶层间的关系，也由利益相关，逐渐转向利益疏离。大部分美国人的利益，仍需要依靠美国这个母体来保障，但又有相当部分美国人的利益，主要凭借的已是“全球”而非美国，这使以往美国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结构开始瓦解。“2016年美国大选出现的正治危机（硅谷科技企业、传媒业、金融业等领域的职业知识阶层与传统工人阶层之初的文化隔阂、正治疏离），正是几十年前这场产业转型的持续后果。”[12]这种场景在南北战争之际的表现是，当时美国南方的对外经济往来，主要是与英国的棉花贸易，而与北方的经济交流却非常疏淡，那时的美国同样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在产业大量向海外转移、同时经济越来越金融化后，资本对“母国”的需求大为减弱，使得工业化时代建构起来的“现代国家”，在履行其正治功能时遇到了两个严重挑战：一是不再能够通过凯恩斯主义式的经济正策调节，为最为广大的民众提供工作机会；二是也不再有足够的国家能力可以从资本集团征税，从而丧失了利用国家财正力量为民众提供社会保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