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历朝历代的皇帝，在这种错误的经济指导思想下，出台过一种叫做“贱商令”的东西。从日常生活方面对商人进行压迫，对其穿衣、建屋、乘车等各方各面，都出台了歧视性的规定。例如前面提到过的汉高祖刘邦，他就下过“贱商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生意人本人及子孙“不得仕宦为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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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朱元璋还规定过：“农家许着绸纱绢布，商贾之家，只许着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还有明武宗朱厚照也曾经“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
像这种例子根本就是列举不完的。总之，历朝历代的中国皇帝，基本上都瞧不起商人、压迫商人、不允许商人群体壮大。可是问题又来了，这些当皇帝的，为什么不允许商人群体壮大呢？
对此，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
唐太宗的大体意思是这样的：只有使人民务农，人民才会老实本分。你要让人民都做生意去了，人民就会变贪，变贪了就不安分。实际上唐太宗还有一句言外之意，那就是：人民不安分，我的皇位就很难稳固。
说到这里，读者应该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了，历朝历代的皇帝认为：全国人民都务农了，人人就吃饱了；人人都吃饱了，老百姓就本分了；都安分守己了，就没有人起来推翻我的皇位了。如果让人民都经商去了，那么人心就会膨胀起来，国家就容易不稳定，局势就不好控制。这就是琅代中国皇帝的普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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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出于如此，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中国商人施加各种苛捐杂税，千方百计地打压商业。举个例子，明万历年代按察使应朝卿，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曾经指出：“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
应朝卿的这个报告让我们看到：在明万历年间，由于正府的苛捐杂税，在民间做生意的商人，竟然可以整整减少60-70%。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商人都破产。
历朝正府不但在国内打压贸易，在国际上也打压贸易。你比如说那个臭名昭著的“海禁”正策，就是一个典型。朱元璋说：“仍禁濒海居民不得私出海”、“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以重法”。
还有清朝中页的广州“一口通商”正策，其实就是变相的“海禁”正策，只不过是稍微开了一个口子。
要知道，老百姓是不会思考的，在这种国家正策的指导下，民间就兴起了“当官光荣”、“经商低贱”的观念。你比如说“市侩”这个词，它本来是个名词，是琅代的房产中介。但它在汉语中，竟然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贬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