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士农工商”，古代中国的生意人社会地位最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这种国家正策指导思想下，社会上就有了一个这样的价值观：当官才是成功，发财的不算。
这样的国策，将无数的中国精英关在了书斋之中，压抑了无数个可以创造财富的灵魂。所以古代中国人致富了之后，不是想着扩大自己的生意和事业，而是千方百计地去花钱买个官职来当，当时叫做“捐官”。有不少的商人就是死了，也要穿着官服下葬，活着当不成官，死了也要过把官瘾。可见人的执念，是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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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记得清朝中晚期广州的首富伍秉鉴吗？这人富可敌国，可是他就不喜欢别人叫他“伍老板”、“伍总”之类的，他喜欢别人叫他什么呢？他就喜欢别人叫他“浩官”，虽然我姓伍的这一辈子当不了官，不过起码你得奉迎我一下，叫我一声“官”，哄哄我，我才高兴。总之，什么都要沾个“官”字，才有面子。
历代中国的抑商正策还导致了一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结果：因为正府打压商人，所以古代中国的商人致富之后，他们不会花心思去将生意做大，而是做什么呢？他们去买田。他们认为：做生意只是个手段，它不是我的事业。我真正的事业，是要么捐个官、过把官瘾，要么是用挣来的钱购置田产。富人们你这么干，我也这么干，则不可避免地加重了土地兼并。所谓地主阶级，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在“重义轻利”的古代中国，稍微有点才华的青年才俊，都远离了市场，他们都念八股文、考科举去了。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就是这么来的。问题是这群读书人毕竟也是人，是人就有贪欲。所以他们一旦考取功名，当上官老爷之后，拳力在手，心中的贪欲就复苏，并开始膨胀。所以他们开始盘剥富户，压榨商人，四处敛财。久而久之，社会上做蛋糕的人就越来越少，分蛋糕的人则越来越多，这样的社会，要想不贫穷，那才怪了。
说到这里我们就会明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他们是凭直觉去看问题的，而不是凭经济常识。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经济常识，皇帝们及他们的文人幕僚们凭直觉认为：农民生产粮食，商人消费粮食，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务农、取缔经商。不过这群统治者万万没有想到：商人虽然不务农，不过商人的经商活动会给农业发送巨大的需求信号，这个需求信号会促使更多的人去务农，而且是更好地务农。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动下，农业才可能集团化发展，才会有人发明杀虫剂、农业机器、以及各种提高农业产量的高科技，进而才会有工业科技的发展，国家才能富强，社会才能真正长治久安。
可见古代中国人贫穷，在于统治者的三观不正。农耕文明无法造就富强的国家，农耕文明也根本无法抵抗商业文明。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回头再看过去200年发生的种种，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