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阴雨连绵，老家后院的界墙倒了，往日寂静阴森的后邻家的院落一下子暴露在眼前。满院的荒草杂树，四处的蛛网游丝，一片凄凉破败的景象。院中一棵桑树，这几年间桑葚熟了都没人采，惹得麻雀、乌鸦，还有叫不上名的鸟儿争相啄食，吵得四邻难安。院角还有一颗柿树，几颗熟透的柿子已被鸟儿啄烂。“庭树不知人去尽，春来还发旧时花。”目睹这“秋来还结旧时果”的情景，让人悲怆之情油然而生。
这个院子的主人名叫五良，比我高一辈，应叫叔。他原来的名字叫“五俩”，据说是其母怀他时正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夜，关中还有战事，粮食很紧。母亲吃得多，别人笑话，母亲掩饰时总说：“不过半斤”。他出生后，大家都笑称他“半斤”。其父不识字，解放后给他报户口，大队会计说“半斤”不好听，改个名字吧。父亲说你有文化，看着给改吧。会计想了想，在户口薄上写了“五俩”两个字。父亲很高兴，儿子总算有了大名了，赶紧回家告诉孩子妈，“半斤”以后改叫“五俩”了。后来他去当兵，部队首长又把“五俩”改成了“五良”，还专门把他叫来耳提面命：“良”就是善良，以后可要耳听善言，口说善语，心动善念，常做善事，处处与人为善。他知道首长很有学问，凑够五个“善”是很容易的事。
五良叔已去世十多年，但这个鲜活的形象却在我的记忆深处时常游走。常说盖雷定论，而对于五良叔，我不知该说些什么。
在我印象中，他年轻时是个闲人。我上小学二年级时五良刚从军队复员，成了大队干事。大队部和我们学校同在一个地主遗留下的大院内，我们放学时站队唱歌，他就站在屋檐下的台阶上看，手里总端着个里黑外白的瓷茶缸。我们上课时，他常站在没有玻璃的窗户外看老师在黑板上写字，在讲台上骂人。有时他在教室隔壁的房间睡觉，很长的鼾声在院子里回响，一次大喇叭里同时传出带领的讲话和他的鼾声。在那个挣工分养家糊口的年代，能如此清闲的人实在不多。我的父母下工后还要给猪鸡拔草拌食，担水扫院，总有干不完的活。他能当上这个“闲人”，说明在大队部里混得不错，是带领跟前的红人。
记得我上三年级那年春天，笨重的棉衣棉裤刚刚脱去，同学们顿觉浑身轻松，像松了绑似的。下课铃刚响，这群久困笼子中的小鸟，飞也似的从窄窄的无门扇的门框中往出挤。那天，五良正领着几名社员在院子里栽梧桐树，已经栽好的树苗像棍子一样直直地立在院子里。等我从教室的门框中被挤出来，就像弹弓里被弹出的石子，已经很难“刹车”，径直扑向一棵刚栽好的梧桐树苗。只听“咔喳”一声，这棵树苗齐齐地从根部折断。那一声清脆的“咔喳”声让整个院子瞬间宁静，几十双眼睛同时看向我，发出惊讶的光芒。
突然，五良朝我奔过来，骂着“狗日的，不长眼。”我来不及想什么，转身就跑。就这样，我在前面跑，五良在后面追。我只听见身后“咚咚”的脚步声，只听见耳旁“呼呼”的风声，还有五良边追边骂的喘息声。我不分方向，不分去处，顺路飞奔，跑过南街的城壕，跑下村西的长坡，一直跑到漆水河岸边的一片草地。此时我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身子一软，不由自由地瘫倒在那片绿茵茵的草地上。心里想，追上来的五良肯定会对我一顿拳打脚踢，而后拎着我去见父母，索要那棵梧桐树的赔偿。然而等了好长时间，周围却没有动静。天空白云悠悠，身边河水潺潺，鸟儿在树梢叽叽喳喳地跳跃，我突然有了大难不死的感觉。
从此，五良成了我躲之唯恐不及的凶神恶煞，却也成了我关注的焦点人物。上学放学，只要五良在教室外，我都会顺着墙脚走，以至于书包常被蹭破；只要五良趴在教室的窗台向里张望，我都会很紧张。尽管他可能早忘了我撞折一棵梧桐树的事。我有时也会刻意地透过大队部的玻璃窗向里张望，想看看五良在干什么。多数时候，他会站立着手握毛笔在报纸上练字，这让我很惊讶。这么高大肥胖甚至有点粗俗的人竟也与书法有缘？后来有几次碰见他带两三个妇女，提着白灰桶，抬着梯子，在村子的土坯墙上写标语。“主系教导光芒照，革.命战士逞英豪”，隔了几年，又写“大干快上，多拉快跑”“二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等。当时，这个工作是让人羡慕的清闲事，不顶烈日下地，不出力挣命拉架子车，大队带领跟前的红人才有这个机会。而书法对于他或许是偷懒的理由。
在我的记忆中，每年腊月二十六七，五良都会在大队部门前摆起方桌，放好笔墨，村民自带红纸让他写对联。他这么热心此事，不知是出于对书法的爱好，还是大队带领给他记坤分。腊月底，家家户户都打扫卫生，角角落落，上上下下都得清扫，俗称“扫灰”。直到三十，大人们还要整理衣物，压面切菜，整天都忙忙碌碌，去写对联的事自然就交给了小孩子。我对五良本身就有恐惧心理，不想去，但在母亲的责骂声中无可奈何地拿起一卷红纸，磨磨蹭蹭地向大队部走去。
五良的桌子周围被老人小孩围得水泄不通。五良嘴叼纸烟，满面春光，潇洒自如，笔走龙蛇。他身后晾着一条条散发着墨汁臭味的对联。我远远地站着，等待别人离去。渐渐地，天麻麻黑了，稀稀落落的炮竹声响起，最后一位老人卷起对联，给五良发了根纸烟，离开了。五良点燃纸烟，抬头看见我还在不远处站着，就大声喊道：“快些，这怂娃，收拾摊子咧，我还没吃午饭呢！”我如得圣旨，飞快地跑过去，展开红纸。五良提笔蘸墨，龙飞凤舞。写好后，我将对联铺在地上晾干，他开始收拾笔墨。我怯怯地说：“叔，我帮你抬桌子。”五良呵呵地笑着说：“嘿，这怂娃还真有有眼色。你把这砚台给叔洗净就行了，这是部队首长送的，很值钱！”
此时，我心中那棵梧桐树的怨恨似乎也已释然。再看他冒严寒，忍饥渴为大家写对联，不管是刻意改变他“吃闲饭”的形象，还是追求人生的价值，最终都是为群众做好事呢。
“大锅饭”时代，五良的生活似乎很舒心畅快，整天面带微笑，端着那只茶缸，呷一口，猛地吼一嗓子：“焦站传，孟良禀，太娘来到。”这是秦腔《辕门斩子》里的唱词。其实，五良在大队部的角色就是个打杂的，是带领跟前的跑腿的。跑着跑着，就到了集体经济解体，分田到户的时期。大队部空无一人，带领都忙着种他家那几亩自留地去了，五良还能留在大队部吃闲饭，混日子吗？
那时我已上初中，上学的小路经过村东那片肥沃的土地，五良家的责任田就在其中。秋收掰玉米，五良家的进度总是滞后。等他家的土地整饬好种麦时，路边的草叶都已见霜，树叶开始飘零，别人家地里的麦苗已像针尖一样钻出了地面。一次放学，我看见五良正低头躬腰拉着压了一袋土的藤条磨子磨地。他肥胖的身子艰难地向前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嘴里“嚇吃嚇吃”地喷着雾气。我急忙跑过去帮他拉磨子，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继续弯腰使劲地拉。到了地头，他停下脚步，向我摆了摆手，喘着粗气说：“回去吧，甭耽搁上学了。好好念书，考上大学就是把手伸进公家的面瓮里了，没白面总会有黑面。”我转身走开时，他抖着拉绳上的土，自言自语道：“这粑磨的活儿以前可是牲口干的，现在却要人来弄，你说这是进步，还是倒退呢？”
播种完麦子，冬日的乡村显得宁静了许多，人们却比生产队时期更忙碌了。妇女和老人在家用玉米慤慤（que玉米壳）编“地毯”，县外贸公司定期收购，据说是卖给外国人为国家创收外汇，也可能是城里人当坐垫呢。年轻力壮的男人，有的跟建筑队去城里盖房子，有的蹬三轮车贩卖蔬菜水果做小生意。五良已四十开外，身肥体重，侍弄几亩庄稼早已苦不堪言，更不用藱n鐾獯蚬ち恕Ｕ龆欤辶寂乓患丛笔贝硬慷哟氐木笠拢な蔽聪矗厍暗挠凸干辽练⒐狻Ｋ仍诩伊芬换岫首郑偈种讣懈窖蹋易轿骷遥捅嗟靥旱母九强妇浯绲耐嫘Γ蚍⒆畔猩⒌氖惫狻�
五量的妻子是四川人，名叫秀珍，吃苦耐劳，很会过日子，但对于五良的懒散，她吵闹多次后也无计可施，只得任其随心随性。可是家中的油盐酱醋，孩子们的上学穿衣都离不开钱。秀珍请匠人在院中筑起火炉，晚上烙饦饦馍，白天用自行车驮两竹筐转村叫卖。这生意利润很薄，所得也仅够家中零花。秀珍也曾让五良去卖馍，但五良坚决不去，他觉得卖馍很丢人。他曾是大队部里干过事的人，怎能去沿街叫卖呢？慢慢地，左邻右舍都盖起了新砖瓦房，五良家的土坯房夹在其中，简直就像一座破败的古庙。秀珍白天卖馍，晚上回来就抱怨。在妻子的数落责骂声中，五良似乎意识到得挣些钱了。
五良还没有想好怎样挣钱时，让他掏腰包的事情却来了。九十年代初，正府要对以前各村的集体经济做彻底清查。原来大队会计的账本中，有五良几张借条，共计一百多元。后来五良的名字便赫然写在了大队部门前的黑板上，那上面还有几十位拖欠公款公物的人。五良去质问会计，会计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那几张黑字白纸放在桌上。五良看着自己笔力遒劲的签字，无话可说，只得竭力回忆这些钱都用来干啥了。终于，他有了印象。以前公社来人检查，带领让他买些烟酒茶叶，次数多了，就攒个大疙瘩。时间长了，倒忘了报销。生产队解体，带领、会计都忙自家的事了，账本锁在抽屉里，无人问津。此次突然清查，这秃子头上的虱子就摆在了明处。五良又急急地去带领家说明原（委），老带领苦笑着说：“你现在怎么还把我当带领呢？我名下的五十多元钱都自己垫付了。”
此后数月，五良在工作组的催促下如坐针毡，再也无心出去串门胡谝了。一天傍晚，清查组组长亲自带人来五良家里催款，说不给钱就要拘留人。秀珍当着组长的面连哭带骂，一会儿骂五良傻得把钱花给了公家，自己却背赃；一会儿又哭说土匪抢劫也给留个活命钱。说不清她到底在骂谁？五良蹲在一旁默不作声，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清查组长既尴尬又生气，对手下说：“欠钱不还还耍死狗呢！你们四处看看，有啥值钱的东西就带走顶账，没有了就逮人拘留。”
三个工作队员像侦探一样东瞅西瞧。不必翻来搜去，五良家连个柜子都没有，所有家当一览无余，尽在眼底。组长发现五良练毛笔字的破桌上有一方砚台，方方正正，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清冷的光晕。组长可能也是个文化人，对此类东西颇有感觉，觉得这东西是这屋里最值钱的。于是他便对手下说：“打个收条：一方砚台，价值三十元，充公顶账。”
五良听到这话，猛地甩掉烟头，疯了似的扑向那张破桌。没等别人反应过来，他连带着墨水便把砚台揣在怀里，抱紧，声嘶力竭地喊着：“这东西不能丢，这是部队首长送的，是个人情，是个念想！”组长见状，只得下令：‘“人和砚台一起带走。”五良走时，秀珍还在院子里骂着：“共产檔的天下，还能吃人么？有本事就不要再放回来了，还给我省些粮食。”
五良走出头门，忽见几位街坊邻居朝这边观望，他顿觉有些丢人。为了掩饰这种落魄的囧态，他走到工作组的吉普车旁，夹紧腋下的砚台，转身向不远处的乡邻们挥了一下手，笑了笑，才拉开车门钻了进去，颇有几分带领的架势。
五良走后，家里安静了。傍晚秀珍卖馍回来，本来总要无缘由地骂上几句，现在也没人听，两个孩子吃完饭就去写作业了。秀珍一人在院子烙饦饦馍，烙着烙着，忽然有一种孤独感。平时五良在，尽管很懒，但只要她忙着，再晚五良是不会睡觉的，总在房间那张破桌旁练毛笔字，算是给她作伴。有时也蹑手蹑脚地偷一个饦饦馍拿到房间去，她会故作声势地骂上几句。现在孩子都睡了，她一人孤零零地站在火炉旁。尽管炉火很旺，她的心却冰凉，甚至有些恐惧。“他们会不会打他？会不会不给他吃饭？饿出病来怎么办？”她心里嘀咕着。
第二天，秀珍骑着带两竹筐的自行车火急火燎地来到乡正府，看门的老头儿没来得及阻拦，她就到了乡正府的院子。“五良，五良。”她竭尽全力地喊着。看门老头追上来问她：“五良是谁？”她答道：“我老公！”老头又问：“你是谁？”她答道：“他老婆！”老头儿看似明白了，又好像糊涂着，“那你在这儿喊啥呢？”秀珍愤愤地问道：“你们正府的人把我老公带走了，我不在这儿喊在哪儿喊呢？”正在他俩纠缠之际，四五个男男女女簇拥着一位带领模样的中年男子走过来，问明了原（委），那位带领和颜悦色地说：“不是‘你们正府’，是‘咱们正府’。大嫂放心，五良同志吃得好，睡得好，正府只是让他反省一下，写几页材料。上次写得不深刻，有抵触情绪，既然你来了，去给做做思想工作，好好写，认识到位了，就回去了。”
秀珍急切地想见五良，也就不再争辩什么，推着自行车，跟着工作人员来到挂着“会议室”牌子的房间外，隔着窗玻璃，她看见七八个人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工作人员叫出五良。五良看见秀珍，有几分惊讶。秀珍看见五良，禁不住流出了眼泪。秀珍问：“饿不？”五良说：“不饿，吃得比家好。”秀珍听了这话气又来了，“怪不得狗日的不想回家，那好，你就在这儿享你的荣华富贵，老娘我还要卖馍去！”秀珍边骂边从竹筐里抓起两个饦饦馍，向五良砸去。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秀珍回到家，五良已经在那张破桌旁练字了，桌上仍旧放着那方砚台。五良说：“我见不得眼泪，你一流泪，我就软了，答应给人家半年内还清欠债。白纸黑字，铁定了。”
自给乡正府立了字据，这债务还真成了五良的心病。怎样才能挣些钱呢？还得体面点儿，不能像妻子那样沿街叫卖。说来也巧，县外贸公司要在村里设点收地毯，得找一个能写会算的人。那些编地毯的婆娘女子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更不要说算账了。这些女人们也都认准了五良做代收员最合适。
秋收后的一天，县外贸公司派来了代表，准备确定村里的地毯代收员。代表是位中年妇女，面容白皙，短发齐耳，笔挺的西装，白净的手套，崭新发亮的自行车，十足的城里人气派。不过牙有点呲，她的名字叫贾红艳。贾红艳的出现，让五良平淡的生活起了波澜，也让已过不惑之年的五良成了村人的记忆和谈资。
编地毯的妇女们当着贾红艳的面异口同声推荐五良，有几个热心的还带领贾红艳去五良家。那天，五良正在简陋的房间里练字，这个场景让贾红艳很吃惊。一个家徒四壁，穷困潦倒的男人还能如此气定神闲地练书法，贾红艳当即就对五良有了不一般的印象。五良对贾红艳也很感激，当外贸公司的代理，既体面又挣钱，是五良做梦都难找的“美差”。加之贾红艳穿着时尚，伶牙俐齿，尽管牙有点呲，但整体气质让五良觉得像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贾红艳四十多了还是单身，什么原因？是年轻时过于清高，“拣尽寒枝不肯栖”，耽搁了青春？还是离异，抑或丈夫亡故？没有人去了解这些，因为她是城里人，就像在另一个世界，无论怎样，都比在农村生生死死的农民们幸福。
那天，五良留贾红艳在家里吃午饭，贾红艳也没推辞。五良亲自下厨，在简陋的灶房里用简单的灶具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没有肉的臊子面。还烙了一张薄薄的鸡蛋饼，切碎漂在汤里。贾红艳边吃边夸五良厨艺高，都能开饭馆卖面了。五良也很陶醉于这种夸赞。
饭后，贾红艳召集全村编地毯的妇女来五良家开会，宣布外贸公司确定五良为代理员。编好的地毯由代理员初验，每周三外贸公司来五良家正式验货装车，不合格的还要退回。其实，在后来的操作中，凡五良初验合格的，贾红艳就全部收下。妇女们就把五良当成了外贸公司的人，只要五良认为合格，也就放心了。即使地毯真有瑕疵，五良当面让擦一擦，补一补，就按合格处理。五良自然也就成了妇女们困维的对象，以前见面白搭话的，现在该叫哥的叫哥，该叫叔的叫叔。五良也很享受这种感觉，越发觉得贾红艳就是他命中注定的“贵人”。
此后的两三年里，五良在贾红艳的帮扶下，不但还清了乡正府的债务，还购买了一辆面包车。不光本村的，相邻三四个村子的地毯都由他代收代送。代理费、运费，五良的收入已远远超过老婆卖饦饦馍了。经过这几年的奔波忙碌，五良不仅收获了金钱，还赢得了老婆的尊重，街坊邻居已听不到秀珍在家里的责骂声了。
“有房有粮，天下为王”，农村人相信这句俗语。分田到户，粮食已不用发愁，盖新房就成了村人们挣钱的终极目的，成就感也就从房屋的高大豪华程度来体现。当五良兴奋地向老婆计划怎样修建新房时，村里却流传起五良和贾红艳的“桃色新闻”。张三说他看见五良和贾红艳在县城买衣服，李四说她看见五良和贾红艳手牵手地下馆子，更有甚者还说五良的嘴唇被贾红艳的呲牙咯破了。这些捕风捉影的说辞经过好事者加盐添醋地传播，甚至比年轻人的恋爱听起来都轰轰烈烈，更能激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没有几天，秀珍的耳朵里就灌满了这些传闻。至此，两口子关于盖房的商议就变成了盘问、责骂与解释、哄劝。恰在五良和老婆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贾红艳主动送来三仟元，说是暂借五良帮助盖新房的。
这一善意的举动，对秀珍来说愈加证实了这对“狗男女”之间不可告人的勾当。秀珍本想找贾红艳大闹一场，当面羞辱羞辱那个不要脸的呲牙。但转念一想，觉得这个女人确实也给他们家不少帮助。当面辱骂，是不是有点“狗咬吕洞宾”的感觉。可是，胸中那口恶气怎样才能排遣呢？她吃不下，睡不着，犹豫几天后，毅然决定离家出走。
那天，五良和往常一样去送地毯，秀珍收拾好她常穿的几件衣裳，又擀了一案面，切好，还炒了几样菜，整齐地放在锅台上，这是她给五良做的最后一顿饭。两个孩子都上高中了，在校住宿，无需太多操心。她关起房门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然后平静地走出这个流言四起的村庄，最后消失在她常年奔波的乡间小路的尽头。
老婆不辞而别，打击得五良懵头转向，彻底乱了方寸。贾红艳听说此事，更是坐卧不宁。由于五良这几年认真负责，风雨无阻地收送地毯，公司也给了贾红艳不少奖金。她给五良送去三仟元，算是报答，谁又能想到这样的结果呢？
接下来的几年，五良四处寻找秀珍。他去四川丈人家寻找时，老老实实，毫不掩饰地叙说了事情经过。秀珍的几个兄弟惊愕之余又义愤填膺，觉得是他的越轨之举逼走了姐姐，便对他拳脚相加，打得他血流满面。老丈人于心不忍，要送他去村中诊所，他拒绝了，只是用凉水洗净血迹，然后默默地返回。他觉得挨一顿打也算是对老婆的赎罪。当他听说陕南一山村有人贩子卖去的妇女时，便坐火车，转汽车，最后又徒步几十里才到那个山村，没想到村民误把他当成小偷扭送到了派出所。民警了解实情后，又帮他查找，但没有得到丝毫有用的信息。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廉价的玉米慤慤（que)编制的地毯渐渐淡出了市场，外贸公司也停止了这份业务。五良又闲下来了，他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寻找秀珍。儿女们高中毕业去南方打工了，时不时寄钱回来，让他盖新房实现母亲未了的心愿。五良嘴里答应着，可总未行动。不过，只要得到秀珍行踪的一点消息，无论真假，无论远近，他都要奔波一趟，探个究竟。
五良为寻找妻子费尽心血，村中仍有闲人风言风语：“时间到了就和贾红艳过在一起了，现在还要做做样子呢！”在县城教书的一位老师看五良一人生活实在不易，诚心诚意地说：“红艳也一个人，还是和她过吧，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迟疑啥吗？我给你牵线去。”没想到五良勃然大怒，“胡说啥呢！那不是弄假成真吗？秀珍回来我越说不清了。”
春秋往复，日月如梭，十几年的光阴倏忽而过。五良叔老了，牙齿渐少，头发已脱，满面皱纹。不去寻找老婆的时候，常常一个人酗酒，大醉之后流泪，流泪之后大睡。心情平静的时候，也常有红白喜事的人家请他去写字。他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蘸着他那方冰清玉润的砚台，满面慈祥地为人家挥毫泼墨，飞龙舞凤。
2008年四川大地震，那是妻子的家乡，也是这十几年来梦中常出现的地方。巨大的灾难让五良叔记忆的伤口又渐渐渗血。村子的高音喇叭号召村民们在村外空地搭建简易棚，不要再屋内居住。五良似乎没有听见，仍然在他那座已裂缝的破房子里吃饭睡觉，显得非常平静坦然。一天，村（委）会组.织的防震小组逐户清理强留家里的人员，当敲打五良叔的家门时，却无人应答。两小伙子翻墙入室才发现，五良叔趴在他平日练字的破桌旁已溘然长逝，桌上还放着半瓶喝剩的沱牌大曲。
已在南方定居的儿女们飞回来了，亲戚们穿白戴孝络绎而来，街坊邻居跑前跑后，忙里忙外地招待客人。五良叔远在四川的丈人家也派来了一名代表，这一举动似已表明，他们在亲人走失这件事上已原谅了五良的过错。亲戚朋友们哭得泪眼婆娑，可擦干泪后又谈笑风生。
五良的儿子这几年在南方干得不错，赚了些钱。母亲走失，父亲一生落魄，他觉得自己的家庭可能都成了村中某些人的笑柄。所以，他这次要耀武扬威地办个豪华葬礼，让那些瞧不起他家的人自惭形秽。于是，八个乐带妆扮的秦腔，还有洋鼓洋号带歌舞，都请人定了。晚上，街道这头古妆唱秦腔，那头搭台子时尚洋气唱歌跳舞，村外的空地还放电影。村中年轻人几乎都外出打工了，孩子们在三个场地间来回乱窜，不知看啥才好。老年人看一会儿戏，又看一会儿歌舞。看着台子上穿得少露得多的女娃们胡蹦乱跳，乱喊乱叫，老人们觉得热闹，好玩，甚至有些荒诞。他们不会想到五良儿子是要扬眉吐气，只觉得花几万元这么折腾实在没意义。
五良叔在热热闹闹的气氛中驾鹤西游去了。亲戚和街坊邻居吃完酒席都各回各家，儿女们也收拾停当，锁上头门，飞回南方自己的家，只留下那座已被正府定为危房的土坯房孤独地矗立在我家的后墙之外，在一溜儿的红砖碧瓦间更显苍凉、破败。
五良叔简单而又有点复杂，平淡却又起点波澜的人生就此画上了句号。那位曾劝五良叔与贾红艳成婚的老教师在葬礼那天为五良叔拟了一副挽联：“好人坏人文人粗人”，“爱你恨你笑你哭你”，横批“是耶非耶”。这幅对联就成了五良叔的人生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