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陈太太奉命来到香港，在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1949年11月，新中国已经宣告成立，陈太太正在等待撤离回上海，中*共华东局经慎重考虑，命其以看望前夫的女儿阿菊和外孙女为由，赴台从事情报联络工作。
临行前，陈太太给在上海的爱人朱晓光的信中写道：“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须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情暂无须放在心上，有更重要的应先做去。”由于秘密工作的需要，信中的性别是有意颠倒的；另外，陈太太寄给朱晓光的照片背面，则写着：“我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和‘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陈太太坐着兰沙尼轮在大海上颠簸了两天两夜，于1949年11月27日到达基隆港。随后，其来到目的地台北，入住女婿家——台湾省警务机关家属宿舍，开始了充满危险的工作。
对于这样的巧妙安排，当年“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少将”于20世纪90年代向社会公开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中指出，“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共匪运用檔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达成完成任务。”
一天一早，女儿和女婿都上班去了。陈太太跟家中带孩子的保姆招呼一声出了门。她坐公交车去了基隆，走进一家叫“三荣行”的南北货店，按照约定的暗号与台湾地下檔的最高带领人——中*共台湾省工（委）带领蔡孝乾（台湾彰化人，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联系。
蔡孝乾将远来的客人引进店堂的内室，两人交谈起来。陈太太告诉他，此次她所担负的密取重要情报的任务希望能得到“老郑”（即蔡孝乾的化名）的帮助，并和其约定，今后每周三同一时间接头，地点改在台北市内一家叫“建昌行”的联络点内，那里离陈太太的住地不算远，走过几条街就能到；蔡孝乾要了陈太太女儿家的电话号码，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刚刚发行的新台币，将电话号码记在那张拾元面值的钞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