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给我开好处疼得要命 我的父亲把我做了无数次：我记忆中的父亲特别能干，我甚至觉得他无所不能。为了让我们住的更舒适一些，聪明的父亲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牛棚装修一新，还隔出好几个小房间。父亲是位很好的理发师，我在到清华上学以前的18年间，从没有去过理发店，总是父亲给我理发；当然，在这方面，哥哥姐姐和妈妈也靠父亲。父亲还是个很出色的裁缝，我一直到小学毕业为止几乎没有买过一件衣服，大多数是继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哥哥姐姐的几乎所有衣裤和我过年时偶尔惊喜获得的新衣服都是由父亲亲手裁剪缝纫的。除了剪发和裁衣，父亲还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艺，会打造很美观实用的家具，20世纪70年代我们家里用的床、柜子、桌子、椅子大部分都是我父亲亲手制作的，有些家具现在仍在使用。1970年以后，父亲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和物理，他讲课认真而又生动，颇得学生喜爱。再后来进了城，父亲又在当地的镇机袡nТ旒际跞嗽苯杏仓屎辖鸬募际醺镄隆�1977年恢复高考，他辅导表姐、表哥、大姐认真复习数理化，给他们讲解方程式、热力学，X、Y、Z……我当时一点儿都听不懂，但感觉科学真酷，这种耳濡目染的环境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等我们回到了郑州，父亲又去郑州工学院任教，给学生讲课。再再后来又去工厂，做管理工作……
对待左邻右舍，父亲更是一生助人为乐，这是他的做人准则。到了小郭庄之后不久，父亲就成了全村90多口人的义务理发师，一年四季常常有老乡请父亲理发，逢年过节则是排队到我们家门口理发；而父亲则从来都是来者不拒、大度宽厚。我们家从郑州搬到小郭庄带去的最珍贵的一大件就是一台半新的上海牌缝纫机，这台缝纫机在当地马上出了名，父亲用它不仅负责我们全家的衣裤制作，还帮助全村的乡亲做衣服；春节前一个月，村里的乡亲大多会到镇里百货店撕上几尺布料，回来请我父亲量体裁剪，大姐和母亲也会帮忙缝纫，我则几乎天天在缝纫机踩踏旋转的规律节奏声中入睡。后来大姐告诉我，父亲每年春节前都会免费为乡亲们裁剪、制作近百件衣裤。乡亲们为了感谢我们家的帮助，常常拿来自己家里的土产，比如红薯干、豌豆角等等，我父母则还以一些白面细粮。这样久而久之，父亲不仅在村里,而且在大队和公社都开始享有名气，很受乡亲们尊重。大家有事情、有矛盾时也会找父亲来商量调解，甚至邻村乡亲结婚都会请我的父亲参加，以增添分量。
刚到小郭庄时，那里还没有通电，电线杆也只架设到光明公社和闫寨的大队部，村民们也舍不得点蜡烛和煤油灯，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觉了。晚上，整个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尔汪汪叫上两声。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父亲带着大姐和几个乡亲，买来电线、瓷瓶，竖起一个个用树干削制而成的电线杆，把电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小郭庄成为远近十多个村庄中第一个通电的，这在当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1972年夏天，父亲工作调动到驻马店地区工业局，我们也举家搬迁到驻马店镇。离开那天，几乎是全村出动、邻里乡亲都来送行，难舍难分；村里的众多孩子们则是围着搬家的解放牌卡车看来看去、爬上爬下，非常新鲜；我的母亲从集镇上买来两斤糖利，分给孩子们吃。37年之后，2009年9月底，我携妻子儿女陪同母亲和两个姐姐重回小郭庄，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出来了，热情地拉住母亲和大姐，问长问短，一再邀请我们住几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消息后，纷纷向母亲表达感激、思念之情，这些乡亲的深厚情谊让老母亲眼眶润湿、让我感动不已。
父亲的言行举止对我影响非常大。他很幽默，在家里常常给我们讲讲笑话、开开玩笑；很豪爽，待人宽厚，做事情很大气，从不斤斤计较；很开朗、很有范儿，在驻马店镇生活的那几年里，父亲常常骑车带我出去，一边骑车一边吟唱样板戏选段，其中《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里的几段我都是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听会的。2014年底，新版的《智取威虎山》上映，我马上想起父亲、立即去电影院里回味了精彩的剧情，也更加怀念我亲爱的父亲。不知不觉中，从小父亲就成了我的偶像，我做事的时候总想得到父亲的夸奖，父亲对我既慈祥又要求很严格，他很少批评我，不过也很少会表扬我；即使对于我获得1984年全国高中生数学联赛河南赛区第一名这样的荣誉，他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赞扬了两句，并要我看到不足戒骄戒躁。父亲的厨艺极佳，逢年过节都是父亲掌勺炒出一盘盘可口的菜肴，1985年我保送清华大学之后，父亲很高兴，亲自下厨给我做了一桌美味庆祝。他总是希望我能够做得再好一点，不能知足常乐，而我也一直为了不让父亲失望而努力学习和进取，直到现在，我做每一件大事的时候总能想到要对得起父亲的在天之灵。我觉得从小到大，一直到清华毕业至今，对我影响最深的人是我父亲，而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是27年前的一天。
1987年9月21日，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医院的时候，他还处于昏迷状态，但血压和心跳等生命体征都还正常。不过，医院急救室的那位医生告诉肇事司机：必须先交付500元押金，然后才能救人。四个半小时之后，待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测不出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我最敬爱的父亲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救治，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也再没有睁开眼睛看他儿子一眼，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事故对于还在上大学三年级的我打击太大了，我无法承受突然失去父亲的痛苦；自己的世界倾覆、价值观崩溃了，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常常夜不能寐、凌晨三四点跑到空旷的圆明园内一个人抒发心中的悲愤。直到今天，夜深人静时我还是常常想起亲爱的父亲、也抑制不住对父亲深深的思念。当时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那位见死不救的急救室当值医生：医护人员的天职不是救死扶伤吗？为什么见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亲？！
不过，我后来逐渐想通了：这样的悲剧不止我一个家庭。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生离死别的人为悲剧。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是在不遗余力地帮助着邻里乡亲和周边许许多多没有那么幸运的人们，以自己的善良付出给这个世界带来温暖和关爱。子承父志，如果我真的有抱负、真的敢担当，那就应该去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我开始反思、也开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