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故事，有的精彩，有的平淡，有的坎坷，有的完美。大街上有很多不起眼的老人，穿着朴素，满脸沧桑，可是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却又那么的精彩绝伦。艺术来源于生活，很多故事都是生活中真真实实发生过的。
在我身边有那么一个老人，站在人群中，就是那么的不起眼，可是他的一生就像一部电影一样。
老头生于1945年，逃难路途中丧父，3岁时母亲带着他改嫁给一个中学老师。本想着能有口饭吃，顺利长大就成。谁也没有想到，5岁的时候，母亲又因病过世，他的苦难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继父虽然是个老师，可是心却比锅底灰还黑。举个例子，继父喜欢吃当地有一家老字号的面，每天早上，老头都要给继父去端一碗面放在桌上。继父心情好的时候，可以留一口汤给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找各种借口毒打他。比如问他到面馆去的时候走了多少步，回来的时候又走了多少步。老头答不上来，就会被毒打一顿。回忆这段日子，老头眼眶都湿润了。他说，继父之所以没有赶他出去，只是因为想要一个佣人伺候他，给他洗衣做饭打扫卫生。他十二岁才在正府的干涉下上了一年级，继父怕他有文化就不任他摆布了。事实证明，改变他命运的也是因为他上了学。读到三年级的时候，继父就不让他上学了。班上有一个家境较好的女同学特别同情他，偷偷的给他学费让他上学。女同学的父母也很同情他，时不时的让他到家里吃饭，买点衣服呀生活用品送给他，这种资助一直持续到他参加工作。
继父在他后来上学的那段时间，没有出过一分钱，只是经常找借口谩骂他，不过没有打他，因为他长大了。而且经常把门锁了，不让他回家睡觉吃饭，除非要搬个煤呀，房顶漏雨呀，才会让他吃一顿饭，睡上一觉。他那几年，都是到女同学家蹭吃蹭喝的。
剧情就跟大家想的一样，他跟女同学结婚了。要结婚的时候，他特意去看了继父，有一件心事压在他心里将近二十年，那就是他的母亲安葬在何处，除了他继父没有人知道。可是不管怎么问，甚至承诺要给他养老送终，继父始终不说，并且一直到死也没有告诉他，这也是老头一生的遗憾。老头后来重新改了姓，既没有改回生父的姓，也不在跟继父姓。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只有放下过去，才能过好以后的日子。尽管继父对他不好，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值钱的东西，不过死了他还是安葬了他。
老头结婚后的生活工作是一帆风顺的，他上半生过得太苦，所以下半辈子，老天爷怜惜了他。让他遇见了他老婆一家，弥补了他没有家没有人疼爱的遗憾。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无论过去怎样，老了除了留下回忆还能剩下什么呢？
想讲一个老头的故事。有很多事，不写出来，我怕我忘了。
我能想起的他最年轻的样子，就是他骑着二八大杠去赶集。
头戴黑灰色的半月檐小帽，背着黄绿色的双层帆布单肩包，包里有时露出半截秤杆。回到家，我眼巴巴看着他一件一件从包里掏出放在炕上：春天会有几包菜籽或者秧苗；逢年过节一定有几斤干豆腐，最上面的一张一定会少一个小角，他说得尝尝有没有放盐，放盐的比较“压秤”；当然，绝对少不了的是一块江米切糕，洁白的江米糕表面铺满红豆和甜枣。
我七岁时需要上学，因为一些特殊情况，先要去见见校长。特别和蔼的老校长让我数数，可能是数到五十或者一百，总之结果是老校长很满意（我的智商）。多交了五十块钱后，我终于进了学前班，类似现在的幼儿园大班吧。这些我都没有丝毫印象，是他同一个又一个别人讲数数和五十块钱的故事时，我的脑中被植入和强化了这段记忆。那时我很纳闷，数数可以引以为豪，提到多交的钱怎么还是那么兴奋。
对了，我的第一本新华字典，第一本新概念作文，都是他用二八大杠从集上背回来的。
他是农民，我是小农民。他教我怎么间掉多余的小白菜；怎么种土豆，出土豆；怎么向垄沟里洒黄豆，才能让豆苗多而不挤在一起。夏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往往他都已经锄地回来，坐在沙发上满足地抽旱烟。
因为常年抽旱烟，他的食指和中指染着烟渍黄。后来我开始在学校住宿，一个月回一次家。我发现家里的白扯（就是日历，过一天扯下一张）上总有很多黄色的手指印。不知道它到底被他翻了多少遍。
他还是木匠，我是小木匠。家里的柜子，木桶，还有装旱烟的方盒子，都是他一手打造而成。总有人提着一根木棍到我家，请教他这个作为镐把之类的是否合适。而小木匠就喜欢把墨斗、齿锯、刨子拿来玩。
有一次我想自己弄毽子，但总也弄不成。他找了一个大号的螺母，拆了一个坏了的玻璃丝袋子，给我刨了一个毽子。做好之后，他还一连踢了七八个。那年，他大概七十岁。
他还是牛官，我是小牛官。总拉着我去放牛。回家之后，他总会说，哪里哪里的草可好了，这牛肚子吃的滴流圆儿。
有一年冬天，家里的牛被亲戚借走了。晚上他睡不着，一直说亲戚家没有牛棚，不得把牛冻坏了。
后来，因为意外，有两头大牛死了，据说他好几天没吃饭。我回到家知道这事时，已经是好多天之后了，他说：“电话里没敢跟你说啊。。。”，那时他眼里还闪着泪。
牛一般时候都比较温顺，但也不乏十分不温顺的。他被牛顶过，也因为牛，失去了三根手指。
“没敢跟你说”的事还有一件。他去割葛针时从两米多高的土崖上掉了下来。当时是秋天，地里都是刚割完仅仅还剩下一截的玉米秸。
他总是不服老，七十几岁还一直下地干活。后来他渐渐走不动了，就带着一个玉米叶拧成的坐垫去地里。间菜，薅苗，拔几棵菜苗就要往前挪一步坐垫。垄背上隔一小段距离就是玉米叶坐垫压出的印记，就像一个一个小小的里程碑。就这样，一直到他八十一岁。
八十一岁到八十二岁的他还是会下地，然而只是去巡视他的“疆土”，再也干不动农活了。拄着木拐，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到玉米地的路对他来说越来越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