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师坦言，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从事比较低端可替代的工作。有些是产业工人，有时候全球经济形势一个小小的变动，他们的命运也会随之变化。岗位没了，大人走了，孩子也跟着走，教育只能戛然而止。
他很苦恼，有时对一个孩子的教育刚开始两三年，就碰上孩子的父母离开，小孩哭着转学了。到了新的学校，这些还处在人格建立期的孩子，面对的也许是不同的教材和陌生的老师同学。这个年轻的老师说不清楚，这会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
有时候，孩子是跟着父母回老家，有时候是在大大小小的工厂聚集地间游荡，似乎唯一不变的，是这群父母身不由己的命运，和那些孩子同样身不由己的命运。
“只能说，时代发展太快了，脚步停不下来，可很多东西没跟上。”陈老师说，“小金并不是极端的个例。”
林煊告诉记者，具体外来务工子女的人数很难统计，他预估“差不多两户就会有一个孩子，一个辖区如果有3万外来务工人员，那小孩子至少会有5000个”。
这位警官处理了多起校园附近的打架和敲诈勒索案件，犯下这些案件的有一些就是学生。
“数量不少。”他说。
14岁的小金已经转学3次，在第二次转学后，他说自己“彻底放弃搞学习了”“完全看不懂啊”。他还记得那次转学后学的是除法，可他怎么也学不明白，那时候心里只顾得上害怕。
陈老师是小金科学课的任课老师。他很难将这个平凡的孩子和那个碰瓷了近20次的少年联系在一起。“童年没有父母陪伴是很大的空缺，对性格人格培养有很大漏洞。”他说。
真正逃离父母回到老家时，小金似乎找到了久违的开心，他下河抓小龙虾，上山去采草药，“小龙虾一斤二十多块钱呢，我可以挣几百块钱，自己养活自己，饿不死的”。
可他有时还是会想起父母，想起学校，他说自己还是想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