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犬儒主义是看穿世俗假象，遵循宇宙之自然的生活状态。看似厌世，其实是为坚持心中良善，因为真实的善就是依照自然、理性去生活。
而当今的犬儒主义已经与古代的犬儒主义毫无关系，当代的犬儒主义者在怀疑官方与一切拳威后逃避现实责任。这些犬儒者，或许受过很多伤害，或许被欺骗和愚弄过，于是从怀疑当局，到怀疑除己身之外的所有人。以保护自己为借口，与异见者划清界限。在一次的发声被打压之后，选择了三缄其口；在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时候，选择了逆来顺受。在这种自我封闭中滑向了虚无主义，也在这份自我保护中走向了——利己主义。
思便——不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课程)，请你给我写推荐书。”……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
这是北大教授钱理群说过的《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一文中的一个案例，看完之后我们会对这样的人嗤之以鼻，不过细思一番，你会发觉这种人在自己的身边其实并不少见，甚至你自己在一些事情上便是如此。
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利己主义者追求的目标，并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作为合理借口。
一旦这样的风气形成，逐利就成为了一个社会的主要风向标，越来越多人陷入拜金、消费、娱乐至上的泥淖之中。随之，越来越少的人愿意付出真诚与真心，因为这样“收效”太慢，而唯有设立一定的目标，不顾一切手段地完成，在别人看来才是“高效”的。
不过，我们一定要明白，下多大的工夫才能收获多大的业绩，有多大的担当才有多大的造化。
运用上文所说的“思辨”，重估价值，探索本质，减少偏见。
我们来重新进行审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出自佛教经典《佛说十善业道经》，经中说：“人生为己，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念作wéi，是“修养，修为”之意。如何修为？应当博学、明辨、慎思、审问、力行，扩大眼界，提高人生境界，修为自己，才能为社会，为众生，而不只是那个肉体的“己”。这才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本来意涵，而不是单纯的“利己”。
“思便”，是寻求最恰当便捷的途径解决问题。而在利益方面，最恰当最便捷的应当是与人之便，才能于己之便。是于己有所得，又能成他人之美。要有广阔的胸襟和坚定的信仰，要有责任感和敬畏心。而不是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通过巧取豪夺占尽资源，其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的遗愿。
进入“红学”研究多少是个偶然。1947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周汝昌收到兄长周祜昌寄至燕园的信函，说他看到胡适新近一篇谈《红楼梦》的文章，嘱咐周汝昌帮忙查证。周汝昌遍查燕京大学图书馆，果然在敦敏诗集《懋斋诗钞》中发现了一首《咏芹诗》。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发表在《天津国民日报》上。没想到几天后，胡适就托人转交了一封给周汝昌的信，肯定鼓励这位在校大学生的研究。胡适此时已是学界大拿，又是“新红学”的开创者，他的来信让周汝昌“欣幸无已”。1948年，正埋头撰写《红楼梦新证》的周汝昌特意跑到胡适家中拜访。令周汝昌激动的是，胡适竟将珍藏多年的孤本《甲戍本石头记》慷慨地借给他翻阅。正因为这一段渊源，周汝昌常常被看做是胡适“红学”研究的关门弟子。
1953年，《红楼梦新证》出版。这部40多万字的“红学”研究著作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当时很少有人敢将《红楼梦》拔到那么高的地位——周汝昌将《红楼梦》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但丁的《神曲》等世界名著相提并论，并大加赞赏。周汝昌把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的“曹、贾互证”方法最大限度地、最完整地发挥出来。由于崇尚实证，他的每一个论点的提出都以充分丰富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又因为崇奉实录，他把全部实证工作都作为论证实录的手段。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乃至后来的“曹学”，其基本的方法论就是以历史上的曹家与小说中的贾府双向互证，在以历史材料推证小说本事的同时，又以小说情节反推历史，史学与文学合而为一。正是从《红楼梦新证》开始，“红学”实证研究开始体系化、专门化，后来它被称作“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此年周汝昌35岁，因为这部书，他得以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后来的正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烦琐考证”的典型代表，被关进“牛棚”下放。
周汝昌将“红学”构建为四大范畴，即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其晚年在探佚学发力颇多，在他数十部“红学”著作中，曾先后提出一系列探佚成果，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但也招致不少异议。如他提出林黛玉系“沉湖而死”；“金玉奇缘”说的不是贾宝玉和薛宝钗，而是贾宝玉与史湘云等等。
1982年，周汝昌发表了《什么是红学》一文，在把人们呼吁的文学批评方法描述为“十六字真言”之后，干脆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的范围，他说：“红学显然是镭于《红楼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需红学这门学问了。”在把文学性研究剔出“红学”之外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剔出了主流“红学”的研究队伍。此后，他被喻为红学界的独行侠。他关于“红学”之界定、对红学史的回顾、对曹雪芹画像的考证等等，一次次地掀起了“红学”研究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