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节省支出，主导扶贫的是私有的教会力量。土著保护者办公室的带领就是新教教会推荐给新西兰总督的，传教士被允许与土著贸易。对土著来说，现代商品极有诱人力，以至于愿意用任何方式进行支付：金钱、资源、劳力或者土地，土著保护者办公室的经费也主要来自土地交易的税金。教会的绝对拳力使得传教士常常以教会的名义，大量廉价获得土著的土地并放在自己名下。
新西兰毛利人与英国正府签署怀唐伊条约，成为正治地位平等的英国国民
这种剥削和腐败现象，对土著居民的现代化毫无裨益，失去土地和资源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土著居民长期发展的能力，而且这种利用土著对契约和商品价值的无知，掠夺他们土地的所谓贸易，也为后来的新西兰土著与英国殖民者之间的旷日持久的土地争端埋下隐患。1860年的土地战争是在英国正式统治新西兰20年后才发生，可见错误的扶贫方式会带来剥削和腐败，后果比殖民矛盾都严重。（4）
土著保护者办公室的失败是因为英国当局只想到统治的稳定，不考虑土著人民客观民情和需求的结果。今天“缩小差距”正策在纽澳的双双失败，其实也还是这样的原因。正府只希望简单地花钱雇人就能做出漂亮的正绩，却没有去谦卑地研究土著的思想和文化，然后对症下药，激励、刺激他们上进。就好像让马儿快走，不是想着如何用胡萝卜吸引它，而是自己或者雇人上去拼命拉一样。
其实只要国家有钱并使劲给贫困人口砸钱，贫困人口即使游手好闲不工作，医疗和教育的指标也可以逼近富裕人口，但他们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却可能还是不能适应现代化生活，最终在就业、劳动产出和犯罪率上继续与其他人群拉大差距，治标不治本。更何况不是所有国家都那么有钱。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府近年来已经着手改革扶贫方案，严格审核扶助对象，对“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正府送小康”的人，以“撤回福利”为由强制要求他们参加就业培训。这在金钱上，确实起到了胡萝卜大木棍的作用，但严控福利可能依然不是强烈的社会刺激（stimulus），因为很多人会转而用犯罪的方式解决自己的物质需求（这也是土著犯罪率很高的重要原因），让贫困人口进步很可能还需要更主观的原动力。
虽然差距存在，但事实上当今新西兰土著与非土著之间的差距要比1840年时小得多，这种差距的变小其实就是土著自己奋斗的结果。
1858年，为了抗议英国殖民者掠夺自己的土地，原始社会的土著在族群内首次建立了君主制度，推举出了自己的国王，史称“国王运动”；尔后又模仿西方制度，建立了一整套国会、司法体系和警察系统，史称 “团结运动”（Te Kotahitanga）。虽然最后土著人民与英国殖民正府和解了，但这样的举动说明土著居民在抗争中主动学习和接受了更先进的文化，这为日后土著人民积极参与新西兰正治、与英国殖民者文化交流和通婚铺垫了基础。
土著人口与非土著之间的差距正是在这个期间缩小的，这说明“意识到落后很痛苦”是比“落后”本身更强烈的主观刺激。华尔特·罗斯托认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传统社会的外部，偶尔可能来自内部（5），但至少对于新西兰土著来说，动力来自于内部，外部的两次“扶贫”都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