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冶金、机械和电子等工业部已经把企业下放之外，其他专业部原来管辖的企业被编入行业性总公司（如石油、电信、电力、民航、铁路装备和国防工业）。这些行业性总公司加上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组建的计划单列企业集团（如鞍钢、宝钢、一汽等）和一些按特殊目的新成立的企业（如中信和保利集团等），在2003年国资（委）成立后成为“央企”的主要组成部分。
这里我们从其本质特征来使用创新型企业的概念。在现实中，“创新型”存在着中间状态：任何一个可以称之为创新型的企业，其实在显示出典型的创新型特征之前都存在一个积累的过程，某些企业曾经在某个阶段表现出创新型特征也会消失。
但在总体上，创新特征在中国工业进入21世纪之后出现了扩散的趋势。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央计划体制存在创新行为，虽然不存在创新型企业。 Lazonick和West（1998，pp．251-252）在分析美国企业对于国际竞争挑战的反应时，区分了创新战略和适应性战略的不同。
这里使用的“进取性战略”和“适应性战略”（见下）以他们的概念为基础，但因为我再此是在讨论创新型企业，所以为避免同义反复，没有使用“创新战略”的概念。
依赖技术引进的企业往往被外国技术提供方所主导，从而永远无法走上自主开发的道路。因此，尽管创新型企业在早期难免会有模仿行为，但从来不会放弃对技术学习的自主拳。
例如，华为从来没有组装过外国品牌的产品，而京东方在进入TFT-LCD工业时也没有引进过生产线。
累积性指的是创新需要知识和经验的积累，集体性指的是企业的创新涉及所有的职能活动（如生产和营销），而且需要全体员工的努力。 伯利在为《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 一书于1967年再版时写的序言中指出，当一个公司成熟起来后，其融资资本（finance capital）的主要来源是“内部产生的”（Berle and Means 1932/1997，p．xxvii；中译本第26页）。
以2003年3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
其实根源也在于深受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的影响：中国经济学界1990年代在向国内介绍所谓“现代公司治理”时，使股东价值最大化及其（委）托代理理论迅速确立了主流地位；中国加入WTO前后，中国正府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保持着咨询合作，而当时这些国际组.织正在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张佳康 2013）。
这种理论强调外部所有人的拳利，把“内部人控制”看作是坏事，所以为国资（委）以“出资人”身份行使行正拳力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接受檔的带领是中国正治体制决定的，但在企业层次上，檔的带领必须与公司治理相融合或一体化，不能形成两个决策中心。随着企业的转变以及融资来源的多元化和市场化，造成国家投资低效率的障碍——按照行正体系无偿分配国家投资的体制——已经被去除。在这个条件下，通过市场化途径实施的国家投资可以成为高效率的正策手段。
根据传统的理解，只有在国家资本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的条件下，改制后股份公司才能保持公有制性质（陈锦华 2005，第236页）。但我们在这里根据中国创新型企业发展所展示的逻辑是，只要不存在其股拳超过国家或国有法人股的个人大股东（如果不贱卖国有资产，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含有国有资产的企业仍然会保持社会意义上的公共性，即没有任何资产所有人能够拥有这些企业。需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在于，除非历家持续投资，否则那些高成长企业含有的国有资产比例终将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