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观察中国的西方学者指出，“自力更生”的终极含义不是“自给自足”或“闭关自守”，而是自己掌握主动拳，即独立自主（Lieberthal1995，pp．76-77；Kerr 2007，p．81）。技术能力指的是能够设计和开发产品和工艺的能力，而不仅仅是按照现成设计进行生产的能力。（李安定：“1984：红旗停产真相”，《中国周刊》）
株机厂从1958年开始研发电力机车，是开发和生产“韶山”系列电力机车的主力。为和谐D1C提供电力牵引系统和网络控制系统的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为了满足铁道部引进世界先进技术的要求，不得不“造假”，把三菱电机的专家拉过来做方案评审，让他们签字以认定该方案是属于联合设计的，弄得日本人还很不乐意：“不是自己设计的东西怎么去认可呢？”（路风 2013）。
在1985年11月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会议上，当时负责工业技术改造的国家经（委）带领在讲话中说：“几年来，通过各种渠道引进的技术和进口设备总额相当大，而消化吸收工作没有跟上，技术开发与技术引进结合不够，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与引进费用不成比例。”
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今后，我们要把企业的技术开发，转到以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和国产化为主的工作上来”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进一步做好企业技术进步工作》，《经济日报》1985年11月27日第三版。(43) 半导体工业在不成熟的阶段依靠军事需求是一个惯例，而不是例外，早期的硅谷半导体企业就是靠着军方订货而发展起来的（Langlois and Steinmueller 1999）。
一位研究硅谷的美国学者Stuart W．Leslie（2000）直称美国军方是黎谷“最大的天使”。 由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编写的一本纪念中国半导体技术研发50周年的书（夏建白等编 2006），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界研究半导体技术的历程（虽然没有工业的内容）。耐人寻味的是，书中记录的研发活动和带领关怀基本上到1980年代为止，给人留下1990年代之后已经乏善可陈的印象。可以推断，半导体产业基础的瓦解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半导体技术的基础研究。
两者的共同点是都认为技术的唯一来源是引进，而区别在于前者还要求中国企业对引进技术实现“国产化”，而后者则索性直接依靠外资在华设厂。 据2005年一篇报道称，根据当时国税总局测算的实际税率，内资企业所得税为22％，外资企业仅为11％，见（“内外企税收有别我国外企税每年少收2000亿元”，《人民网-国际金融报》）
这种表面上看上去的“自相矛盾”没有逃过一些西方学者的眼睛。例如，Kerr（2007）。正如曾任中国南车集团董事长的赵小刚（2014）所言：“中国高铁的华美亮相绝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 见“法媒赞叹中国核‘龙’起飞”，《参考消息》，2015年5月9日第4版。关于04机的信息来源于本书作者对邬江兴的访谈。04机成功后，正府将几个国有企业组成巨龙公司生产04机。因为体制原因，巨龙后来失败了。
04机的成功鼓舞了华为和中兴。1993年初，华为正在倾全力开发2000门的数字程控交换机之时，又决定上马万门机（张利华 2009，第43页）。从时间节点来看，在2000门交换机还没有开发出来时就决定上马万门机，可以判断为是受04机成功的影响。
1994年底，华为终于研制出了C＆C08万门程控交换机，它是华为的技术基石，华为后来的所有技术都是从这个平台上发展起来的。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的奚国华（曾任上海贝尔的董事长）在纪念上海贝尔成立30年的一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讲，如果没有上海贝尔，就没有后来的‘巨大中华’的崛起，就没有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企业的群体突破和发展壮大”（吴基传和奚国华主编 2008，序言第7页）。这个断言显然夸大了上海贝尔的作用。今天，有多少人知道上海贝尔？又有多少人不知道华为？上海贝尔作为通信工业的第一个合资企业，可能起到过示范作用，也可能启发过中国企业，但它的技术与“巨大中华”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