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当局决定删去选文《台湾通史序》，称文中“开山抚番”的指称涉嫌歧视原住民。（图片截自台媒）
事实上，同时代的台湾作家当中，没人比连横（《台湾通史序》作者）用了更适切于当今尺度的指称。比如清代康熙的郁永河说：“诸罗、凤山无民，所隶皆土著番人。”这是倒退成不以“土番”为“民”的心态。然而江日升写《台湾外纪》，则继承明郑观点，视“土番”为“吾民”，但指称未变。道光年间曾超越汉族本位，称美“原住民”婚姻习俗的刘家谋，依然用的是“番俗可以风矣”；然而谈到吴凤事件时，又藱n�“纷纷番割总殃民，谁似吴郎泽及人”。
直到1920年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时，其带领层依然将“行正区域内之熟番人”区别于汉族包办的“台湾人”之外，更对“山地原住民”置若罔闻。即便在1930年雾社事件产生较为进步的“原住民”论述，汉族菁英如陈虚谷和赖和等人以“我们”、“兄弟”来称呼抗日“原住民”时，“番人”和“生番”仍是那个年代的通行用语，例如农民组合声援雾社抗日的标语说“我生番兄弟”。也就是说，汉族本位主义因为反殖民的抗日运动而才刚开始解放，则完成于1918年的《台湾通史序》，如何可能超越1930年代的反殖民论述，而不存在“开山抚番”？
再说，“番”后来用指汉人以外的民族，例如称荷兰人为“红番”，反映了汉族中心主义，这是早熟的汉字与汉文化发展历程的一部份。在这个历程中，文化而不是血詸n晌�“汉/番”之别的标准，因而“汉/番”之别是可变动、可发展的。所以中华民族历史上罕见外国那般以种族为对象的集体屠戮，而全球反种族歧视的“现代性”，恰恰是源自种族歧视的热点地区。
中华民族对于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用夏变夷”的汉人中心思维，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但它是可变的；与此相反，想象不可变的“汉/番”对立，只是扎伊尔德说的自我东方化而已，无益于中华民族文明复兴。
事实上，整个清代都未脱“化番为民”的基本思维。以同治13年颁订的《训番俚言》为例，本着“无分番与汉，一体敷教化”的原则，“教尔通言语，得为中华人”，目的是“无分汉与番，熙熙亿万世”。值得注意的是，满人以少数民族作为统治族群，依然是以“中华人”的主体认同来说话，这是西方学界所谓中国人的文化民族主义使然。
孔子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关于孔子这番说法的注解和翻译有不同的版本，但都说明了所谓“野人”和“君子”，都是历史演进过程的一部分。“原/汉”矛盾也是如此，是台湾岛内部先来后到不同世代移民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