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背景下，2016年，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就提出了实施消除大班额计划：“到2018 年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到2020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今年的两会期间，教育部负责人专门重申了这一目标，并分析了“大班额”的三个危害：“一是影响学生身心健康，人一多，乌泱乌泱的，心情肯定不好。二是影响教学质量，坐在后排的看不到板书，听不到老师授课内容。三是有可能带来安全问题。”
问题在于，一个乡镇，也只能是举全乡镇之力办一所中心小学、中心中学，陡然增加的这些必须接收的生源如何安置，才能满足尽量控制和消除大班额的要求呢？一个简单的方式是拆东墙补西墙，把图书室、阅览室、电脑室等功能性教室腾退，作为班级教室。不过这马上就面临连锁的问题，如何面对教育部门的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的评估呢？这个评估是悬在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头上的一柄利剑，是必须要达标的，而评估的指标就包括生均占地面积、生均宿舍面积、生均图书册数等等指标。
我们当然也可以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何不食肉糜地说一句：可以扩建学校、新建教学综合楼嘛。谈何容易！前不久我看了挂职所在地的一所有着六十多年历史的县城中学，这里90%都是山地，以往还发生过严重滑坡，能够建设校舍、教学楼的区域十分有限。六十多年来，一直是螺狮壳里做道场，只能在一块狭长地带一字排开，把教学楼、宿舍楼密集地排布在那里。从建筑的功能和效率来看，十分不合理，但只能如此。
在这一点上，民办学校的自由度、灵活性就大得多。他们有充分的选择拳和自主拳。前年，发达地区一位民办高校的董事长曾对我说，他们正准备申请“专升本”——从大专升格为“三本”高校，面临着教育部门的考核评估。评估有一系列的硬指标，大抵也是以各种“生均”指标为主。他说，这个城市寸土寸金，我现在这个办学场地都已经是郊区的郊区了，再让我扩张面积、新建教学楼、图书馆之类教学设施来满足“生均”指标，我根本做不到。不过我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做减法，我大幅减少招生数量，这样分子虽然没变但分母就变小了呀。我问那你学费就损失了吧？他微微一笑，我可以涨学费。我这才恍然大悟，作为民办高校他的自由度确实是比公办高校要大得多。
公办中小学的难言之隐是一样的。他们承担着无条件兜底接收学生的责任和义务，却面临多个维度的严格考核与评估，的确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特别是在一些贫困县，“控辍保学”是完成脱贫必须达到的硬指标。每次下乡调研，我都要特别留意失学问题。虽然规模不大，只是零星出现，但仍未坐到清零。原因是多方面的：父母外出打工，老人看护不力，孩子自身厌学等等，但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前些年“撤点并校”的连锁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