厨房辩论，图片来源：wiki
厨房辩论的中心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孰优孰劣的问题，当赫鲁晓夫在美国消费品的炫目诱人下发出了“达到美国同样水平”的豪言壮语之后，衡量优劣的标准就落在了“提供消费品”上面，这恰恰是市场经济的比较优势，是计划经济的比较劣势。
市场信息对消费品的生产至关重要。与太空科技及重工业产品不同，消费品的使用者是千千万万的消费者，他们往往会有计划难以预测的个人口味。太空科技及重工业产品一般都有较易衡量的客观的、科学的优劣指标，而消费品的优劣指标则会包含很多消费者主观的、非科学的偏好。
譬如电视机，其客观、科学的优劣指标是耐用性、清晰度等等，其主观的消费者偏好会是外形、式样、颜色等等。对于较易衡量的客观、科学指标，计划经济可以有针对性地来计划和设计，对于难以预测的消费者口味，计划经济就显得束手无策。苏联的很多消费品被人形容为“傻大黑粗”，譬如照相机，其镜头质量不错，但外形笨重难看。
为了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苏联的国家计划把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了与消费品生产相关的产业。在1959年至1965年的七年计划中，对居民住房的投资计划上升83%。[20]对农业的投资也大为增加了，农业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例逐渐达到了33%左右[21]，对比最初的几个五年计划，那时的重工业投资要高达85%，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加在一起才只有15%，这的确是大大的增加。
不过，虽然对消费品相关产业的投资大大增加了，苏联生产的消费品数量和质量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因为这些产业是苏联的比较劣势，是计划经济的软肋弱项，加大投资也很难转弱为强，很难形成强大的生产力。苏联在这些年间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慢，年增长率不再有10%以上的骄人数字，1958年是苏联12%年增长率的最后记录，1960年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7%，1970年代降到5.5%，1980年代更下降为3.1%。[22]
消费情结是很容易在大众心中培植蔓延的，当消费品的多寡成为衡量生活质量和制度优劣的标准之后，民众不仅燃烧起了消费的热情，而且也焕发出了对消费品匮乏的反抗。
这种反抗在苏联多数表现为对正府的批评，在东德则可以有一种更为特殊的表现形式：逃往西柏林。西德位于冷战对峙的最前线，在美国的“心理战”中西德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战场。美国不断地在西德及其周边地区举办宣扬美国消费品丰富的展览，主题是“更佳生活”[23]，东德公民从西柏林的商店橱窗中还可以更为直接地看到西方的“更佳生活”消费品实况。
面对公众对消费品的渴望，东德带领人在1958年第五次檔代会上宣告：东德的人均消费要在1961年赶上或超过西德。[24]不过东德的消费品并没有大量增加，尤其是与农业相关的商品，在1959年强力推行农业集体化之后，竟发生了食品短缺的严峻问题，这使得越来越多的东德人逃往西方寻求“更佳生活”。1960年的记录显示，和1959年相比，每月逃亡的人数同比增加了100%以上。1961年东德修建了柏林墙，以便阻止更多的逃亡。[25]
苏联经济转向及其后的衰弱
与农业相关的消费品也是令苏联头痛的问题，在1928年至1950年代初的几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实行了“工业剥削农业”的正策，重工业发展了，农业被迫牺牲。长期以来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都很少，想要农业增加产出时往往只是粗放式地扩大耕种面积，1954年赫鲁晓夫推出了“开垦处女地”计划，那些处女地很多都是在气候水源等条件不利于农业的地方，没有相应的投资来改善环境，很难获得好收成，这样的计划当然不能带来令人满意的消费品产出。